這本書是最近再版後，發現一片好評才注意到並買下來閱讀，幸好沒錯過。
仇鹿鳴先生算是展現了一部論文也可以寫的精彩好讀的範例吧，他解開了筆者過去讀魏晉史的某些迷惑，也示範了怎麼研究歷史。
《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的撰寫主題是以陳寅恪先生對於曹氏與司馬氏的王朝交替原因的解釋為前題跟再擴展而來。清人趙翼對於漢、魏、晉三朝之間篡位的性質不同已有頗具見地的評論，他指出，曹操基本上除了借用了漢家大旗之外，整個統治機構都是自己再造，到了曹丕移漢鼎之時，基本上在內部是沒有極具威脅的反對聲音，也有絕對力量撲滅；而司馬氏是窩裡反，鳩佔鵲巢，必須面臨其他同等的挑戰者，兩者在功勞跟勳業上不可同日而語。至於陳寅恪先生則認為，這是一場法家為主的曹氏微寒家族跟團結傳統儒學的司馬氏集團的鬥爭。仇鹿鳴對於這兩種說法進行了調和跟再擴展，他利用了從“家族網路互動”的角度去觀察司馬氏怎麼深根於魏家的土壤中，進而利用高平陵事變為契機把曹氏功臣利益集團轉為己用。這是個頗為有趣跟重要的手法，早在筆者先前閱讀羅馬史時，就有西方學者運用同樣的方式解讀羅馬共和末奧古斯都建立帝政時的階級變動，現在用來觀察世族政治時代的漢末魏晉，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這邊不打算完整復述仇鹿鳴先生的所有論點，只簡單討論所謂本書解開了筆者心中的疑惑的部分。
首先，司馬懿“自做家門”的企圖不應該過度詮釋的太早，晉書上說他拒絕曹魏辟召的故事恐怕不可深信；仇先生指出，高平陵事件只是曹魏內部利益集團的鬥爭，曹爽等人侵犯了舊臣的權力，迫使他們轉而支持同屬曹叡託孤的老臣司馬懿。而結果是這位老謀深算的狐狸趁機奪權坐大，利用他多年坐鎮四方所培植的人際網路鞏固了實權，控制朝廷，等到蔣濟等人發現不對，為時已晚。仇先生論點中指出，這是個頗偶然的事件，事實上曹叡生前企圖安排的託孤一開始並沒有司馬懿，甚至對他有所提防；其二，高平陵事變中能成功主要還是歸功於曹爽的愚蠢，事實上司馬懿是賭很大非常冒險，儘管他的確是預有準備。
淮南三叛是竄曹遭遇的最大挑戰，每次的性質都不相同，而原因大多是因為司馬懿對於這個區域並沒有辦法像長年督軍的隴右或出鎮過的河北那樣深根所致。
司馬師雖然執政時間短，但他廢帝、平叛，鞏固了魏晉嬗代的格局，如果不是意外發生，基本上帝系不會落入司馬昭手上，這固然是後來學者所識，恐怕也是當時人之見，所以才會讓過繼的司馬攸擁有跟司馬炎爭奪嗣位的本錢，也埋下日後西晉內爭的種子。
錢穆曾評論西晉為何短促而亡，他認為司馬氏集團都出身貴族，不曾接觸過民間新興的空氣，早就都是老朽不堪的集團，所以一建國，就一付腐敗奢華的模樣。仇先生則補充，他認為這是因為司馬氏接收了曹魏的利益集團，在轉化為晉臣的過程中，既不能過分清洗(避免內部動盪為吳蜀所趁)，也不能控制他們排斥新份子加入的舉動。諸如鄧艾冤死、王濬貶斥等，都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下所發生的。統治階級故步自封，向來是亡國之兆，為識者所認同，毋用多說。
另外一個重點是西晉初的政局。眾所周知，八王之亂禍起賈后跟楊氏之間的鬥爭，而這一切的種子更在司馬炎時代就埋下。何故武帝明知其子不堪大任，卻堅持不肯易嗣，這是筆者當年讀書的一大疑惑。仇先生則認為這要從司馬炎跟其弟司馬攸的奪嗣談起。
如前所述，由於伯父司馬師的遺產，司馬攸具有極大的政治力量跟武帝爭奪帝位，雖然在賈充等人的支持下，司馬炎順利登基，但這也造成他早年受制於這批功臣集團的格局。而司馬攸一直沒有之國，其背後有一批支持者正在台面下活動。這就形成西晉初兩大政治問題：武帝要建立自己的親信團體跟齊王司馬攸的威脅。前一個問題隨著時間跟平吳建立功業而解決，後者卻因為他的蠢兒子而惡化。特別是有次武帝病危，朝臣議立齊王的事件，當時甚至連賈充都首鼠兩端不表態，更加讓司馬炎坐立難安。於是他開始調整晉朝的政治格局，他把分封各地的諸王力量重心調整從宗室轉移到自己親子身上，強迫司馬攸之國排除威脅，造成官僚集團嚴重撕裂形成鬥爭，最後一擊就是扶持為眾人所厭惡的外戚楊氏上位，結果證明這些人根本爛泥扶不上牆。這些就是司馬炎留給他那“知名”兒子的“偉大”遺產，結果證明了不輸給曹叡，都是所托非人，都是出於私心大於理性的舉止，“個人”凌駕於“社稷”。讀書至此，不由得掩卷嘆息。
仇鹿鳴先生又指出，魏晉是一種對於秦漢體系的再建立，而它的短促崩潰則象徵了這個舊制不可復興。經歷了三百多年的動亂後再起的隋唐王朝，則是另外一種新格局了。
讀這本書的經驗很愉快，字裡行間的結論都讓人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而且很具說服力。看到仇鹿鳴先生的這部作品，頗有“治史當如是也”的感慨。
這邊跟大家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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