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naldo Momigliano 義大利出身，前一個世紀知名的古典歷史學家，中國史學界翻譯了不少他的專著或文章，本書是他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所做的講座稿，內容是嘗試回答六個作者認為重要的古典史學上的問題。
Momigliano首先提出的是波斯史學、希臘史學跟猶太(希伯來)史學的差異。作者指出，波斯人記錄歷史是以國王為中心，文詞簡單，根本還算不上成熟的體系，。另外兩個，猶太史學包山包海的紀錄，但他們不重視事實的判別，或者是說，在其神學體系裡，一切在現代人眼中看來不可思議的傳說也是真實的歷史。希臘人則不同，他們首先發現文詞結構上重要性，跟著學會要求審視記錄的虛偽與可信度。分別做到這兩點的就是接下來要談的希羅多德跟修昔底德。
在西方史學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後者的名聲是遠勝過前者，似乎很多同行的都對希羅多德那種文筆優美，但不鑑別事實的記錄手法感到不悅，甚至認為他是個“騙子”。事實上修昔底德就是這麼認為，在他眼中，從所有現在的情況都是過去歷史的產物，所以從當代史去研究跟探討即可找出人類行為中可以帶來的教訓，所以他撰寫自己親身體驗的那場戰爭的歷史，致力於寫出最“真實”的篇章以供後人借鏡。修昔底德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人們的楷模。直到文藝復興後，史學開始朝向多元化邁進，對美洲的新探索使人想起了希羅多德對其他世界的描述。於是大家不再厚此薄彼，而是從這兩大史家中截長補短。
古文物過去多半被當做是一種收藏，但隨著大量的考古發現跟學者有系統的整理後，逐漸轉變成一個學科，演化成專門的研究途徑。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人類學、社會學等，都可以在這之中找到淵源，Momigliano在結論時也說：「歷史學跟社會學是否該永遠分成兩個學科？」
不論是修昔底德還是希羅多德，撰寫的都不是“希臘人”的歷史，真正開始“民族的史學”，是羅馬的匹克脫，雖然他是吸收了被征服者的特點才發展出這種風格，不過隨著開花結果的是如李維、約瑟夫斯跟塔西陀。特別是最後一位，他為羅馬史學樹立了長久的典範--一種多元視角的編年史，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帶有民俗學味道的紀傳等，各種不同的寫作。當然，塔西陀最為不朽的地方，就是他揭示何謂“暴君”，Momigliano說，拿破崙讀到這位古代歷史學家的書就會生氣。塔西陀的思想在政治學也是很有影響力。
作者最後回答的基督教史學。做為同樣為神學服務的基督教史學，是不能有任何獨立的批判精神，雖然尤西比烏等樹立了普世史，後來的各地教會史家撰寫了地方史，但在他們之中，都找不到史學需要的那種精神。以至於作者在卷末嚴肅的提問：在今時今日，教會史學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不過他認為這可以寫成另外一本書而沒有說完。
本書的翻譯基本流暢，而本書是Momigliano的講稿，也比較通俗易懂，沒有什麼太讓人云裡霧裡的東拉西扯，而且有時會帶一點詼諧。像他提到如今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被現代人並列時說：「希羅多德本人可能不太在乎，但修昔底德如果知道此事，一定驚駭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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