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北京商務的《古典文明譯叢》所收錄的一本，由最著名的英國古典學家M.I.芬利(M.I.Finley)將自己的講座文章改編而成的小品，內容主要講述民主制在古代(希臘)與現代的一些異同。這不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引進，之前同出版社就譯介過《古代世界的政治》(我曾撰寫過心得)，此外，他們還有著手更加經典及富影響力的《古代經濟》，相信也將問世。
芬利在這本《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中，並非想要單純做教科書式的對比，人類文明的每個時期實施的任何舉措都有其背後脈絡，隨意的模仿只會落的橘逾淮為枳，審慎的探究精神才是我們的目標。作者選擇希臘做為主要討論對象，並非是說民主僅只雅典一家，但我們都知道真正影響後世最深的卻是這個城邦。
首先必須了解的是，在古代，是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我們看待城邦，或許可以理解成一個“共同體”，亞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學》中主張城邦不能過大，否則將沒有任何人能夠治理。當然，今天我們是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那是因為我們已經發展出官僚體系等“利維坦”，但當初羅馬共和擴張成龐大的地中海帝國時，就曾面臨過如斯困境。
一個“狹小”的城邦中，其政治最大的特色當然是那種切身相關性，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接近程度。今天，我們在一個偏遠的鄉下村落，還能感受到那種居民彼此互相都有熟悉的親近。在雅典，雖說公民也有一兩千人以上，但跟我們今天相比總是“少”很多。彼此議事總是比較“靠近”，很多人說不定還是彼此熟識。這種情況下，基本上人們不需要像現代那樣透過政黨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雖說他們也有派系，但那意義不同，那比較像是臨時拼湊起來的相同政見的集合體。而領袖對自己的支持者的號召也更加直接，我們可以想像如伯里克利這樣的政治家在廣場慷慨激昂的演說，當然，也可能發生被群眾質疑，不論如何，他們想要取得權力跟鞏固權力所面對的挑戰都比今天強大的多了。一個支持度跌到谷底的總統，在沒有憲政規定的罷免下仍可以老著臉皮不掛冠求去，但被唾棄的雅典領袖隨時都會被陶片放逐。這是一種審查機制，領袖必須時刻將自己跟民眾的利益達成一致，才能長久統治。
今天我們談到國家利益，如果有個黨派，或者集團等組織宣稱：「我們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想來正常成熟意識的人都會嗤之以鼻。因為大部分時間談論到這個主題都會覺得有點空泛，那是因為往往都不夠切身。那麼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每件公共事務都有優缺點，也必然涉及利益衝突，要怎樣達成共識，是需要經過不斷的磋商。在實施代議制的情況底下，人民必然是需要有人為其代言，但是，政客真的完全維護了其選民的利益了嗎？現實上，共識往往建立在彼此妥協，但互相不滿之上，有時候甚至是“共識的代價乃是由被排除在共識之外的人付出的。”總之，由於難以面面俱到，有時候人民總會覺得被出賣之感，由此造成對政治的冷漠。在雅典，利益是也跟派系掛在一起，彼此形成一種爭奪，由於是直接民主，多少是比較息息相關。比如說，當時雅典能夠實施更加廣泛跟穩定的民主，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帝國，其收入讓政府能夠發放津貼讓不是那麼富裕的公民也能參與公共事務，這是其他同樣實施民主制的城邦學不來的。這對雅典公民來說就是一種國家利益的具體化，可以想像他們願意參加跟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出自於守護這種既得。但我們也看到雅典做出西西里遠征這種悲慘的冒險軍事決定，雖然有些結果論，而這也是出自於亞西比德等人的煽動，這邊我們要了解的是，雅典制度中也規定，任何人提出危害國家利益的議案，哪怕被公民大會通過，也能被追究責任，這種機制象徵著城邦並非沒有意識到其危險性。只是有時候歷史現實並不如想像中那樣美好。不論古代或者是現代，共識決有時候是有盲點，當然也存在反對者，畢竟利益之間是會互相衝突，有時難以協調，當他們的要求無法被滿足時，極端的可能會採取措施破壞，甚至放棄民主程序，造成動盪，說來諷刺，如果只是單純的退出並形成一種政治冷漠或許還比較好。
此外，國家利益是否被正確的估量，也是一個問題。舉個例子來說，二戰前，日本軍方總是舉著愛國主義旗號為所欲為，煽動民意強行綁架全國遂行其野心以維護“帝國之利益”。這種危險性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顯而易見，可想像當時的人們是否真具有冷靜的眼光去思考，就值得探討。18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Samuel Johnson）曾經說過：「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e of The Scoundrel），怎麼樣有效的避免，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手段跟機制。
今天，我們對於自由的定義是“以不傷害他人為前題，對自己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這個大前題要怎麼去確認範圍，而國家跟社會能對此做出怎樣的保障，則是學者聚訟的焦點。但我們談論的這些原則，雅典人卻是難以理解，對他們來說，共同體的利益是大家要一同維護的，他們並不會立法規範什麼，而是讓觀念去約束。而在政治上來說，則有之前提到的陶片放逐跟提案責任來監督。實際上古代不可能做到今日的那種審查機制，對於公民權利來說，侵犯程度比較小，總之，是不一樣的概念。對雅典民主來說，最被詬病的當然是處死蘇格拉底，但當時這個城邦的民主已經在走下坡，且其實是可以選擇流放只是沒被接受，其實這是個案。
當然，在柏拉圖等智識分子眼中，是相當敵視將權力交付給這些“烏合之眾”，對他們來說，由菁英來統治才是符合理想的政治體制。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支持寡頭獨裁，只是這是一種自相矛盾，跟難以實現的烏托邦。其實也不需要全然如此悲觀，期望將自由賦予某些英雄人物來守護，是一種自我閹割的想像，真正要達成民主，還是要依靠確實的教育才是正途，這是芬利在書中再三強調的。今天很多民主國家都運作不良，或許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貿然實施確實是一種風險，這麼說來，孫文當年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論是有其道理。但是我也不接受有野心家或政黨以此藉口來把持政權。
芬利這本小書篇幅不長，也不難讀，不過有時候不知道是被作者東拉西扯弄得暈頭轉向，還是翻譯的問題，會忽然整個完全失去方向。總之，大致上來說，還是可以讀出作者的觀點。個人覺得雖然這只是小品之作，尚不算其代表，但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可看看其論點跟比較的方式，相信會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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