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對周恩來的印象,都是間接來自於對毛澤東的閱讀,特別是已過世的史家唐德剛先生的那本《毛澤東專政始末》,他對總理可是抱持著良好評價,以“賢相”之姿立於世,對於“暴君”的胡來都是“相忍為國”,“大局為重”,我委屈求全,好替你收拾殘局,是政壇上的“不倒翁”,“毛一輩子鬥不垮的人”。熟讀歷史的朋友,當然多少對這種說法會有點存疑。前些時候,聽人家介紹這本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上網查一下,中國禁書,看到有本二手,立馬就買了。

 

作者高文謙本來是中共御用文人,負責編撰周恩來官方傳記,89民運時因為同情學生被清算,被迫流亡海外。在書中自述中,其父母輩當年在那段動盪歲月也沒少受苦,雖是黨員,但因為“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勞改入獄等。這些經歷與背景多少也會影響作者寫作的立場。不過個人感覺,比起張戎那種極端的做法,高文謙下筆其實倒還算中肯且具說服力。

 

人無完人,現在把周恩來打造成神壇上供奉的偶像,大概只有一些凡夫俗子才會被愚弄。特別是像傳主這種地位的人,其作為不可能單純,評價也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不過高文謙筆下的周恩來卻不是中共官方會喜歡的那種基調,他把這位“相忍為國”,“大局為重”的“賢相”、“國之棟樑”,刻劃成被儒家文化薰陶,效力於毛澤東這個獨夫的“忠臣”。從一個有為國為民,不惜犧牲自我委身與暴君周旋的高尚情操之總理,變成一獨夫的純臣,雖不甘同流合污,為虎作倀,但卻也只能被動挨打,處處委曲求全,為其收拾殘局,未能阻止任何悲劇,名大於實的庸臣。這兩個評價看似差之千里,但其實也相去不遠,差別就只在於這一切所為何來。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中,打倒毛澤東不是一個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想要在其底下能有所作為,勢必要先求不被鬥垮,而這是要付出代價的。觀周恩來這一生,真可謂是苦難重重,他忍了許多人所不能忍,做了許多非常之舉,讀者忍不住想問的是,這一切到底所為何來?是忠君?是愛國?抑或者一切為了黨?而在某些政治環境中,這些是沒有差別的。所以外人才難以窺透周恩來的內心之中,究竟是持怎樣的態度。

 

有流傳一則故事,曾有人問周恩來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他回答說:「為時尚早。」或許該怎麼對自己蓋棺論定亦然吧。個人是認為,中共建政以來的一代精英,差不多都給毛澤東這獨夫給糟蹋光了。如果此公死在大錯開始之前,就是不可動搖的神主牌了。接下來不管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怎麼鬥爭,或者同舟共濟,我想都不會比歷史上糟糕,歷史也將大大的改寫吧。

 

不過這也是崇拜精英統治,迷信強人領導的原罪吧。最近看了本雜誌對中共修憲的評論,作者居然說“相信習不會戀棧權力,功成身退”云云,讓我著實目瞪口呆,翻到封面確認自己不是在看黨文宣。都二十一世紀了,居然還有人相信強人會輕易的交出權柄?這種力量向來不是能輕易的賦予跟收回,尤其是像中共這種踏著屍山血海,辛苦鬥爭才能獲取的,即便想要放下屠刀,權力者還得顧慮自己能否順利下庄?活著擔心安全,死後在意名聲。毛澤東多年鬥爭不就為此嗎?難道今天的當權者處境就能比他更好?

 

今天的事情再次驗證了黑格爾:「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習仲勛生前擔心再出一個毛澤東,但他沒料到最害怕的事情卻出自自己的血脈吧?

 

周恩來泉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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