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想重溫中國史就買了這本，雖然說是舊書，但我個人覺得還是很有其意義在。雖然翻譯不無問題，還有一些錯別字跟簡陋的地圖，不過再刷這麼多次都沒有想改版的念頭也挺特別的。
筆者順便回頭去翻了一下芬納(Finer)的《統治史》關於唐朝的評論，想借用一下該作者提出的，唐朝所面臨的三大問題來探討心得。這三個困境其實也是中國歷代王朝多少都會面對的。其一是皇權跟官僚體系之間的平衡，其二政府對於軍權的控制力，最後是前者引起的財政問題--軍餉負擔。
唐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都扮演了很出色的帝王範例，以個人的能力透過宰相控制群臣達到跟官僚平衡，並透過深化的科舉制度來建立向心力。但是文彥博說的很直截了當：「陛下與士大夫共天下。」這個階級/集團在政治結構裡面也有自身的利益，更何況唐朝尚未去魏晉的貴族豪門政治，皇權有時候也能感受到他們的威脅，特別是當天子瘖弱之時。晚唐，皇帝依靠宦官來跟官僚對抗其實不是難以想像，只要吾人讀史時要注意一點：即史書都是那些仇視宦官的人所寫的。何況如果讀者更細心點，就會發現其實這一切追根究柢，還是要回頭問皇帝自己本身，德宗、憲宗、宣宗都能夠鎮住內外朝，足以說明很多事情。至於昭宗則是天命已絕，毋需多說。傅樂成的《漢唐史論集》內一篇討論沙陀人的文章題到後唐的閹官張承業也讓筆者印象深刻，做為唐朝最後的純臣雖然不無人質疑，但筆者想到的是同樣被賜死的荀彧，本書作者之一多爾比對於憲宗死於宦官之手的說法無法認同，也是可以想像的。或許，關於這段史實的評價，也許更要慎重些。
藩鎮是中國史上很有名的議題，但它的來源是唐初府兵制的崩壞後造成的結果。事實上在世界史上多少都能找到近似的狀況，羅馬帝國的軍團後來成為內戰的元兇，拜占庭帝國的軍區制有時也成為問鼎君士坦丁堡的力量。在多事邊境賦予將領一定程度的權力在軍事上有其優點，問題終究出在人們本身的鬆懈而忽略其潛在的危險。筆者常在想，要說安祿山從一開始就陰謀不軌我是不信的，造成這種失控多少還是要問玄宗自己，而李林甫把這個胖子制的服服貼貼，跟楊國忠惡鬥卻把他逼上梁山(？)，要是歷史的走向是，楊國忠忽然兩腿一伸，玄宗某根筋不對把安祿山召入朝為相，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不管怎樣，中央跟地方的兵權怎樣平衡是世界各帝國都有的共同難題，但中國各王朝似乎都沒找到一個真正的好方法。
最後一個問題是前一個的延伸，戰爭就是要燒錢，太平盛世可能還沒那樣困難，可國家開始衰弱時，就會造成惡性循環。晚唐基本上就是跌入了這樣的陷阱中，雖然國家暫時依靠淮南的經濟力續命，但那就像是殺雞取卵，不斷的榨乾地方的活力。憲宗、宣宗表面似乎“復興”，可是這三個基本問題沒能解決，光靠皇帝個人能力，恐怕很快也就人亡政息，不能長久。
芬納在他的書中對於唐朝的評價還是很高，尤其是統治型態上有三個創新：
1.理性的官僚機構跟近現代化的架構：垂直的等級跟水平的專業分工。
2.優秀的招募制度跟考課晉升制度。
3.具有自我批評的御史台。
這些都在後來的王朝中存續直到1911年。
至於筆者個人對於唐朝的喜歡則來自於盛世時它的那種世界帝國的自信跟多元文化的包容及氣度，中國史上也就這麼一回而已。
另外，本書並沒有討論到日本學者那邊所提出的“唐宋變革論”，這個筆者自己去查了一下書，似乎正反兩面都有其道理。不論如何，這段時間的中國政治跟社會肯定不是一成不變，只是程度多寡而已。前陣子出的的講談社中國史，寫隋唐篇的氣賀澤保規用了輕描淡寫的方式短短談了一下，好像已經不是重要的議題。至於傅樂成先生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則是不同的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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