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實驗」，不論結果如何，這的確是事實，它經歷了漫長的二十世紀，以成千上萬人的性命為代價。現在批評當年的選擇是一種後見之明，誠如知名英國左翼史家霍布斯邦(E. Hobsbawm)所言：「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揮之不去」，當時的社會環境的確是革命的溫床，對馬克思描繪的圖景充滿幻想的人們多如過江之鯽，即便在1917-18年之際沒有爆發，遲早還是會有人嘗試進行這個實驗，直到他們發現這是場昂貴的失敗為止。
而2017年是這場大實驗的百年祭，立緒文化趁著這個機會引進了這本《重返革命現場》，我關注了一段時間，最近才買回來看完，確實是不錯的佳作。作者海倫．雷帕波特(Helen Rappaport)精通俄語，專注於研究維多利亞時期跟俄國革命，著作甚豐。本書是她網羅了在那場重要政治實驗發生的當下，居於現場的眾多外國使節與其家屬，還有記者等的回憶錄、日記、手札等各種資料，編織而成的親歷者見證。像這樣的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能夠提供許多不一樣的視角，來觀察整個事件的發展。
例如，本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非英國駐俄大使布坎南爵士一家莫屬，特別是大使本人，他是標準的維多利亞式紳士，風度翩翩，舉止有度，處事幹練跟能承擔責任，更重要的是他能體恤下屬，親民不擺架子，每天堅持親自散步到俄國外交部，讓他贏得了首都街頭巷尾許多人的尊敬。他這個原則即便在革命最混亂的時候也不肯放棄，布坎南的女兒寫道：「父親走在街上，經過的暴動民眾認出他來，紛紛側身讓道，父親也一一跟他們致敬答禮。」 就是這樣的一家人，提供了讀者許多有趣的觀點與故事。
當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革命前夕，前線戰事吃緊，後方物資奇缺，一般民眾必須大排長龍方能買到食物，但俄國貴族跟這些外國貴賓依然過著優渥的生活，呈現標準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狀況。可更令人憤怒的是，造成這種缺乏的原因並非天災而是人禍，是官僚低效跟腐敗，農村的食物屯在當地或倉庫，運不到城市，甚至是奸商囤貨；然而沙皇完全沒有任何想要解決的意思，顢頇自以為「即便有點小風波，也能隨時撲滅」。他這種態度連布坎南爵士都看不下去，忍不住破壞外交禮儀出言勸諫了幾句，但尼古拉二世只是「臉色變了變，隨便說了不著邊際的話就打發過去了」。
而一位來這邊醫院當志工的英國護士更提供了我們一個故事：
一位受了重傷截肢的農民士兵，他父親千里迢迢的來到彼得格勒看自己的兒子，見面時老淚縱橫，張嘴就是斥責：「你怎麼不乾脆死一死，這樣還有撫恤金！？現在只是多一個廢物多一張嘴！」
來當志工，未滿二十的她對此目瞪口呆。而此時已有兩萬多士兵糟此變故，而無人聞問。
彼得格勒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對一個政權來說，當他們的武力也開始動搖時才是真正最危機的時刻。曾經在「血腥星期日」捍衛沙皇的哥薩克騎兵，如今也大不如前了。服役比較久的那批人都在前線，新入伍的是群年輕還沒怎麼領教到「陛下恩德」的菜兵。他們被派往鎮壓抗議群眾時大多時間都反而跟人們“和睦共處”，維持秩序的手段也相當溫和，基本上僅只於斥責，或用茅的另外一端略施敲打 。當有些婦女壯著膽對著他們說：「你忍心要對付手無寸鐵的我們嗎？」騎兵回答：「別怕，我們跟你們一樣餓著肚子。」
到後來，一群沙皇特警策馬衝向人群，揮舞著佩劍，旁邊的一名哥薩克騎兵終於忍耐不住，突前刺殺了特警長官，他的夥伴也跟進，特警們落荒而逃。看到此幕的人民歡聲雷動，上前擁抱騎兵，跟他們載歌載舞。
美國記者記載：「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刻，哥薩克騎兵跟人民站在一起了。」
二月革命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溫和」，它所帶來的暴力與破壞在這些外國賓客眼中看來跟法國大革命、1848相比都已經是很「克制」了。尼古拉二世幾乎沒什麼抵抗的退位了，新政府還算順利的接手政權，彼得格勒也很快又恢復了基本的秩序。
那麼，為什麼很快的又爆發了十月革命呢？布爾什維克的奪權真如霍布斯邦所說的那麼「順理成章」乃至根本是「自行交付在他們手上」那樣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回到其核心本質，究竟「民之所欲為何」？
很簡單，首先無非是最基本的秩序與溫飽。而這兩樣，以克倫斯基為首的二月政府都沒有做到，政權不穩是合乎常理的。
當時的那些外賓們紀載著他們的觀察，食物的供應依然匱乏，而經濟隨著人們開始爭取更高的工資而時不時的罷工，遲遲無法恢復正常運作，政府對此仍束手無策。在秩序上面，一位英國畫家說道：「他們廢除了痛恨的警察與法院，於是就只能靠人民組成的義勇隊來管理。有次，在列車上一位女性指控站在自己後方的紳士是扒手，該人拙於言辭，辯解不被接受，於是被其他乘客拖下車槍斃。可是，當他們在紳士身上搜不到該女性財物後，又回過身來質問，才發現她的皮包只是不小心從襯衣內的破洞掉了而已。憤怒的乘客於是決定把該女性也處決了以示公平。」他對此現象感到非常震驚。
其他的觀察者則認為，克倫斯基是個「說的比做的多」的人物。確實，他風度翩翩，辯才無礙，是的左右派都能接受的人。但他是行事缺乏魄力，沒有具體的理想與方向，一心只想保住政權，做個多面討好的妥協派，結果被批判「通常在亂局之中這種人是最早被淘汰的」。他給我的感覺就很像是威瑪共和末期的那群政客，都是一個自作自受的德性，放任布爾什維克黨人崛起壯大到自取滅亡。這是一種不幸，或許只能歸諸於命運。
當時的政治氛圍確實是極端政治的溫床，也需要用非常手段去重整。舊政權雖然垮台了，但人民貧窮依然。坦白說，枷鎖解脫了，但普遍知識沒有跟上，結果就是變成民粹當道。當時的俄國人民變的極端仇富，雖然能理解，但有識者都知道這並非好事。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人類社會不可能根除階級，事實上最終結果只是換一批人在你頭上拉屎而已，不會有任何改變。有份文件寫著：大多是文盲的俄國農民對如何打造革命後的國家也有自己的見解：「共和國！當然是共和國！但是也要有好的沙皇來打理它！」於是列寧就出來如其所願了。
本書討論僅止於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事實上也只能如此，因為幾乎所有的外國僑民都已撤離俄國，這塊古老的土地即將迎來不同的面貌，非常不一樣的那種。它確實「震撼了世界，也讓許多人為之顫抖」，但最終是正向還是負面，依然有許多不同的分說。
閱讀本書時讓我想起了之前看《午夜的佩拉皇宮》一樣，都是一種帶文學跟記述性的紀載，雖然需要一點背景常識，但它提供了更多接地氣的視角，細細的品嘗會有傳統作品無法給予的感受，個人現在是還蠻喜歡這種作品。
關於這之後的故事，後來貓頭鷹又出了一本《1917：列寧在火車上》，這會成為我接下來閱讀的作品。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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