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長的選民服務處

剛收到志文的這本《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的時候，我心中的第一個感覺是“有夠復古的”。不論是書的封面還是內裡的字體都是。不過想起這個出版社的風格，倒是我自己少見多怪了。更何況以這本書的出版時間，甚至再版的時間，業都是兩位數的年代了！

當然，好書的價值絕對不會因為年代而有所減退。

本書是比較偏人文傳記型態，它詳細的介紹了自亞當‧斯密(Adams Smith)以來的主要的每個經濟學家生平、思想跟影響。而譯者的功力頗佳，把原本應該頗為艱深的內容，翻成讀不出任何的艱澀，多見流暢的筆調，這是相當值得鼓掌的。

而原作者本身的撰寫功力自然也是該大加肯定的。寫作的傳主本身的事蹟大多只能說怪，說不上有看頭。但是R.L.Heibroner卻能把他們的生平寫的引人入勝，令人讀來活靈活現，彷彿再次復活於眼前般。

對於在經濟史仍屬於初學者的本人來說，閱畢本書，對於經濟學說的發展走向，可謂一口氣貫通了任督二脈，十分受用！因此，特推薦給有心研究此一領域的朋友。重要的是，本書似乎越來越稀少，本人在博客來訂書時已經剩下一本，有心者當趁早下手即是。(本書還比一張電影票便宜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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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以前的人類，對於商業發展是多加壓抑，處於一種既依賴，又反感的矛盾情緒之中，這點倒是東西皆然。不過歐洲在地理大發現後，經歷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等變革後，經濟學在此之中孕育而生。一個新的學科人種也就此誕生---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無疑是奠定這個領域的第一人。他的《國富論》雖然未必是絕對的原創，但必然是集大成之作。以自由主義精神為基礎的貿易型態跟學說影響了今後百餘年，地位無須言喻。其所指出的“市場律”(看不見的手)跟“人口律”(工資與人口)，平衡著人類經濟的脈動。所有人終將因此而幸福的進步觀，充斥在那個時間點裡。

隨著Thomas Malthus發表的《人口論》，宣告了糧食不足的隱憂後，樂觀的氣氛消失，悲觀取而代之。同一時期的David Ricardo則贊同了此一說，他指出在此情況之中，最終將獲得最大利益的為地主。此二人在這論點上爭執不休，但並不影響到彼此的友情。Malthus超越性的想法還有其對於景氣循環的觀察，可這在當時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切。不論如何，儘管此二人的學說在今日已然成為過往，可是人口跟糧食的問題依舊是困擾著大眾。

工業革命實際上並沒有馬上給下層階級帶來幸福，貧困的人們依舊在沉淪。在如廝境地下，Robert Owen是那位惟一的救主。他提出了用糖取代鞭子的管理方法，主張建立合作社來改善這個社會。雖然終究是失敗了，但無疑的為未來的人們點燃了一盞明燈。
要說怪異的話，Saint-Simon才是一個奇葩，貴族出身的他，卻主張上層階級是這個社會最無用的一群，並用盡一生去追尋自己的古怪念頭，最後潦倒而死，只留下一個不怎麼為人所知的門派。對於這個世界具有改革意識的還有Charles Fourier，不過她是一個空想性更高，近乎瘋子的奇人，儘管有更具體的計劃，卻沒有實現的可能。
他們顯然都是烏托邦主義者，但偶爾也有現實性的一面，對比後來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改革是希望包容整個階層共同去推動。在這之中最有名氣及影響力的，莫過於J.S.Mill。他是首先提出經濟法則的非自然性，主張干預手段的可實行性，並認為應以漸進的手法來改革他的世界。然而，他溫和的主張，卻很快的在1848年被另外一部震撼性的著作所掩蓋過去。

1848年的革命來的快，去的也快。它如星火般迅速燎原，卻也在轉眼間吹灰湮滅。Karl Marx所預言的--在《資本論》這本鉅著中--資本主義的覆亡顯然尚未到來。和Smith、Ricardo及Mill相同，Marx同樣見到了勞力、資本、利潤(剩餘價值)之間上演的劇本，只是他所預言的是不同的結果。在勞力與資本之間的波動所造成的即是景氣循環，每一次的來臨將使企業不斷的合併，最後形成壟斷性的大資本家，破壞了資本主義的“運動律”，最後造成覆亡。這是Marx的真知灼見!!!
然而，資本主義是人類運作的產物，或許它也有一種“進化性”、“適應性”。在經歷了數次的危機後，克服弱點的方法逐漸被找出來，即使是企業家也不再視社會主義福利政策為洪水猛獸，這就是《資本論》的末日審判始終未曾到來的原因。

維多利亞時代，雖然景氣循環未曾止歇，但資本主義一次又一次渡過危機，工人們的生活日漸改善，Marx所預言的世界似乎不會到來。
此時的經濟學已經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它探測的不再是照耀著大地的光芒，而是一點一滴的燈火。人們在進步觀及樂觀主義下所重現的，正如Francis Ysidro Edgeworth這位古怪的學者所沉迷的數理心理學--以數學來研究經濟學--的方式，變成了學院派的正統。

與之相反的是如Marx之類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言論是如此的不受歡迎。又如Frederic Bastiat這位擅長以幽默諷刺的文筆，去揭發那些為了世俗政治而服務的經濟學之真面目，因而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人物，通通被歸類在地下世界底去了。

Henry George是從美國來的新血，他跟Ricardo一樣，注意到了地租的問題，但他主張對地價課重稅來重分配財富，未免有些驚世駭俗，但仍吸引了不少信徒。

John A. Hobson則是一位觀察到資本主義在維多利亞時代後期，走向帝國主義時代的學者，跟Marx不同，他指出了其缺陷後，又說明了這個危險最終將走向戰爭。這當然又被視為一種異端學說，與之對比的正是一位如同傳統正派的學院級大師Alfred Marshall，他主張經濟是一個“自然反饋的體系”，講究的是“均衡”，而那些“地下學說”通通被拋在腦後。
最終的結果，就是以不知所措跟震驚的態度，來面對二十世紀初的變動。

這個世界持續的惡化中，歐洲的商人尚會被傳統所約束，新大陸的美國，競爭起來可是無所不用其極，道德根本就是令人不屑一顧。

正統經濟學對於這種現象，採取的是漠視，或者為之虛辭辯護。在此之中，只有一個人能以銳利的文筆跟透徹的眼光加以洞穿，那就是Thorstein Bunde Veblen。他的經典名作《有閒階級論》，深刻的評述了由古至今，許多非依靠努力，而是從事掠奪性行動獲取財富的階級。在某些方面，這點古今皆然。妙的是，人們不但接受這個事實，還默默的遵循。Veblen指出企業最重要的即是機器一事，也為經濟學點燃指引方向的明燈。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美國，仿如天堂般的繁榮，即使是一路邊的鞋匠，也能做致富的夢。這一切的美景是如此的令人難以置信，以至於在那個黑色的日子到來時，全國從上到下竟沒有人能夠有所反應，全都不知所措。

經濟大恐慌的影響是上個世紀初最重要的事件，沒有它的發生，今天的世界面貌必然不同。它是個傳染全世界的致命病症，幾乎沒辦法醫治。除了那個人，足夠跟Adams Smith與Karl Marx相提並論的人--John Maynard Keynes。

在一脈相承的經濟學中主張，所有的活動都是在生產與消費之中進行，當地主與資本家累積了財富，他們必然會再去進行投資以獲取更高的利潤。而這樣的舉動也將間接的帶動工人等階級的生活改善，畢竟如果沒有他們的消費，產品是要賣給誰？一方所得必然是一方所失，然而在這樣的循環之中，整體的生活品質應該都要上升，或許也更多人擁有儲蓄，參與投資活動帶動景氣。麻煩的是這樣的循環只需要大家都把自己的儲蓄放在家中不拿出來就會被打斷，而且這在一個崇尚節儉的社會中並不是難以想像的。而且市場是會飽和的，企業並不需要無限制的投資，因此，經濟的蕭條與不景氣也隨之到來。

這是Keynes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貨幣論》中的主張，但他很快的就把這撕毀，然後又寫出真正經典的作品《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在這本書中他補充了前書中對於儲蓄與投資的拉鋸中沒有談到的中心--當大家把儲蓄都留著不拿出來花，必然造成儲蓄的氾濫，也必然降低它的“價格”，也就是利率，此時，企業家應該可以輕鬆的借到錢投資才對。景氣也會隨之復甦。但我們看到的是，在經濟大恐慌的時代，現實並沒有依照理論去上演。Keynes指出，這是因為景氣蕭條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儲蓄氾濫的情況，大家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很快的就把之前累積的老本都花光了。
結果反而是儲蓄不足！也因此，當企業不能再承擔投資帶動景氣回昇的重責大任時，Keynes主張政府應該在此時出面接下，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吾人很難去真正的評價Keynes的主張的是非成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是當時能提出真正的救方並成功穩定了自由主義民主社會的陣腳的大師。

究竟五六零年代以後的人類，生活是否有過的比以往還好？
這是個殘酷的問題，也是個令人不易回答的答案。
不論是Friedrich Hayek還是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來的，都是令人難以樂觀的看法。

而活在這個世代的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是跟過去的歷史有幾分相似之處，但並不代表過去那些大師們的理論就可以照樣的搬來運用。吾人該做的，是從先人的智慧與洞見中學習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而非一昧的踏著他們的腳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