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脫離國民黨建構的史觀，重新看待毛澤東是從唐德剛的書而來，那時，我很喜歡他的《晚清七十年》，然後接著遠流又繼續出袁世凱，之後一路至此。現在回頭看唐老的書，其實不太適合新手，他嘻笑怒罵，東拉西扯，比較適合有點底子的人，不然會被帶的團團轉。之後又看了李志綏、張戎、天兒慧等人的作品，觀點各有千秋，充分表現出此人的爭議性，而這幾年台灣出的毛傳也夠多的，足以讓讀者眼花撩亂。錢理群這套《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是幾年前在國際書展一時興起買的，我知道作者其實非史家，而更似文學家，不過他的身世特別，寫起這段故事或許有其特殊之處。大概就像之前的齊邦媛、龍應台等人吧。
錢理群父親是國民黨官員，49年那場變故，年幼的他跟母親還有幾位偷偷加入共產黨的兄姊留在了大陸，父親遷台，又有兄長赴美，一家可以說各分東西。這種身分背景根據錢的自述也是曾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不過幸好其母向來低調懂得做人，倒也躲過了一些災難，平安將其養大，自己也能善終。因此，作者對共產黨，對毛，他自述“感情複雜”。
本書是他依照在台灣交大開課講毛澤東的稿子重新潤色，增添章節後而成的作品，因此風格比較多口語，論述性多，敘事性寡。閱讀過程中可以看出，錢理群除了自身的經驗外，很多地方都是引用他人的觀點，感覺欠缺原創性；不過當然，他的選擇即表達其價值觀這毋庸置疑，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自身的思想。整體來說，雖然錢肯定“共產黨完成了中國百年來的宿願：一個獨立、自強，不用再看人臉色的國家”，但他話鋒一轉，開始批判“這背後多少代價，卻往往被人刻意掩蓋跟忽略”，“國強了，但民有富嗎？”作者問了這句話。
‧怎麼看毛澤東？
錢理群說，毛常常自稱自己身上“帶有猴性跟虎性”，簡單的來說，就是“我造你反天經地義，你革我命罪該萬死”。這其實倒也沒什麼，哪個搞政治的不是如此，曹操說“寧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被罵成了豬頭，他也只是坦率了些。毛在《沁園春·雪》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跟成吉思汗數了一遍，覺得自己更勝一籌，個人覺得毛確實是不亞於這批帝王，但不幸的是，這個國家需要的是華盛頓。而事實上，他更像是同樣出身農民，以此“階級”自傲的明太祖朱元璋，只是說，他學了一些“洋玩意”，才可以來“還看今朝”。
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政治實驗，整個人類社會都受到了波及。以研究俄國革命史著名的學者理查．皮佩斯(Richard Pipes)在他的《共產主義簡史》指出，共產主義本身就建設在對人性錯誤的假設，它過分放大善的一面，且錯誤的以為惡的一面可以在後天加以改變。更可怕的是，它原本是針對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開出的藥方，在現實中卻被拿去普遍落後的農業社會治療。今天，一部分的馬克斯原教旨主義者會跟你說是列寧、史達林等亂搞，但皮佩斯顯然不這麼認同。
在這種情況下，毛從俄國那邊學來的半調子“經驗”，就混合著“中國傳統”拿來施政，就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了。史達林死後，蘇聯的一些弊端或多或少的揭露在世人面前，當時中共的菁英都決心不走這個路線。毛因為在國共內戰中的取勝經驗，所以相信“人多好辦事”，決定走“高集權+廣動員”的策略。說起來，今天中共還是迷信這套方法，錢理群指出，這套做事是很有效率，但一旦出了錯，要修正就很難了，而且後果也會很可怕，大躍進就是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悲劇。
錢說毛是有他的理想性的，大躍進的悲劇並非其刻意的結果，只是種種的因素跟他對烏托邦理想的錯誤認知導致。特別是，毛向來以農民的代表自居，是“最愛農民，最能夠捍衛他們利益”的人。但作者又同時指出，當遇上狀況必須犧牲農民時，毛又毫不猶豫。這其實答案很簡單，對於毛來說，農民只是他利用來做為自己的權力基礎“之一”，所以，這種出於利益的“愛”，隨時拋棄也只是意料中事，畢竟毛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能夠成就一番事業的國政活動家通常都是兩種特性兼具，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都去象牙塔了，太過現實的則變成技術官僚。
毛的評價並不是那麼難。當然，把他徹底妖魔化並不需要，像張戎那本傳記就太過。但也正如錢所說，這個人為他的民族帶來的災難，甚至過於鄰居島國在戰爭期間的“成績”。我常在想，要是毛死在五零年代初，估計就是不可動搖的完人了。
但歷史就是這麼不幸跟無情。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統治體系：五七體制、八九體制。
錢對毛跟鄧這兩位強人的統治有兩個詞概括之，我不太確定這是他自創還是從哪引用來，第一個是毛的“五七體制”。
中共建政之後，對於怎麼統治這個國家還是有些不同的意見，就連毛本人也只是其中的意見之一。不過在經歷一番鬥爭，雙百跟反右運動後，在1957年左右，就以毛的路線為絕對基調，再也無人能夠挑戰，任何企圖動搖的都會被他毫不手軟的打趴。錢對此稱之為“五七體制”。
這個體制的具體內容如下：
1.黨對國家領域，社會跟所有一切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完全控制，就是“黨專政”。
2.大權由組織第一人包攬，整個組織都是如此，一層接一層，那個人就叫“核心”，並鼓吹個人崇拜。而權力的落實則依賴“單位體制”。在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被分配到自己的位置(單位)上，好處是包山包海，未必多但至少能有固定的照顧。但這樣一來，人對單位產生了依附，而單位領導層又壟斷權力，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對人產生奴役的效果。整個社會都在這種體制的控制之下，誰也無法逃脫。(現在的科技，監視系統，天網，可以進行更大的力量控制)
3.要“興無滅資”。也就是消滅所有資本主義的“缺陷”：去除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謂“階級鬥爭觀念”；排除所有私慾，建立集體化；放棄所有好奇、批判、創造，要求“一切服從黨”。簡單化成一句話來說，就是『一切服從黨，把人的所有慾望、所有個人利益、所有人對美好東西的嚮往，全部拋棄掉，建立“黨的意志高於一切”的信念，並且絕對服從黨。
4.不斷革命。毛澤東不斷的製造對立，從中取利，以方便獨掌大權，這是他的權術。(參見李志綏的回憶錄) 而且毛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人越窮越要革命”，“要以窮為榮，以富為恥”、“經濟越落後，過渡到共產主義越容易”。結果，陷入一個奇怪的邏輯怪圈：中國窮，所以要革命，而目的是要讓人民富，可這目的達到了，又不想革命了。所以對毛來說，他想要“富國強兵”，卻要“貧民”，在他的觀念中，一點犧牲代價都是必然性的(但不包括他自己跟他的黨權貴及其既得利益者)。
毛的這套體系對中共本身來說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在“黨天下”的情況之中也可為其他既得利益者接受，缺點在於權力過度集中引發的後果連其他大老自己都受不了，所以鄧小平在這套體系基本精神不變的情況下，開始修正，並在1989年的民運之後，徹底確定，錢稱之為“六四體制”，其中跟毛的最大差別僅在於經濟政策上。作者認為，鄧不再堅持“窮共產主義”，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他“做出了連毛都不敢做的鎮壓學生”(這點存疑)之決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已經蕩然，只能從經濟上訴諸。鄧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那套方法，並在政治上不變的情況下合而為一，形成“權貴市場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跟中國社會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代表性已經天翻地覆。
這邊我要借用一下之前遠流出的一本經典政治學著作《獨裁者手冊》中的理論。首先，作者強調，所謂的獨裁者當然不可能真的是“一個人統治”，他必然是需要一群支持者的協助，稱之為“不可或缺者”，這些人是其最親近，最堅定，且利益一致的，獨裁者無論如何都要優先關照他們，才能穩定統治。接下來是一群可以替代，但又有影響力的人，獨裁者可能需要他們，但也可以替換掉。最後是一群無關緊要，隨時可以替換者，獨裁者完全不管他們死活也沒關係。按照這個分類法，錢的討論中，中國社會結構變動成四類“階層”。
1.權貴資本階層。這些人是中共統治的根本，它們是中共黨員，政府官僚跟軍隊，基本上就是擁有權力的那群人，在改革開放後利用自己的特權搶先佔有獲取財富機會，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可以無限制掠奪社會，壓榨人民。在全球化之後，甚至可以跟海外資本合作發揮更大的“力量”(之前與一位中國網友討論時，他對我說那些來跟他們做生意的外國人其實是打從心裡瞧不起，儘管某種程度上自己也是幫兇)。
2.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是少部分有機會獲取資本，在改革開放時發家致富，主要還是依賴那些權貴願意把殘羹剩飯分出來，他們的財產都是依賴體制才能成就。是屬於“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
3.知識菁英份子。這些人在過去的幾次衝突中已經被政府馴養的“沒脾氣”。在高考等“新科舉”的教育體制下，更是如唐太宗所說的“盡入我殼中”。儘管一部分人仍企圖保有獨立思想，但他們多半都是無足輕重，對統治沒威脅的。比較握有力量的早就已經被吸收成為頗有重要性但又可取代”的第二結構內。有人說要從體制內改良中共，那只是癡人說夢，有良知的要嘛早早退出醬缸，不然就是會“近墨者黑”，根本不可能達到什麼變化。
4.工人、農民與農民工。他們就是那群“無關緊要”的被統治與壓榨的階級。曾經，共產黨以代言他們自詡，如今，革命完後他們成為新的壓榨階級，在“三個代表”理論下，已經轉成新的權貴資本階級的代言人。
簡單來說，不管是“五七體制”也好，“六四體制”也罷，對中共而言，“中國”就是黨天下，是黨的“中國”，PRC是CCP的國家，絕非“人民”的國家。中國網路有一個流行用語，維基上有詞條，叫“趙家人”，我引用一下原解釋：
「趙家人源自中國網路流行語，泛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的高級官僚、機構高層、企業主、大富豪、藝人、體制內幹部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等紅色權貴階層，語出魯迅的《阿Q正傳》。其原型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趙莊趙太爺，象徵上層階級，現實中泛指高級官僚、富豪、體制內幹部以及家屬子女等，即既得利益者、實際掌權者。而「精趙」一詞，即「精神趙家人」，指自認為能在執政集團的強勢下能沾光的人。“
許多中國網友常以“趙國”稱PRC，有時也會以“你國”稱呼，意思是“你的國家，不是我的”，這種現象都在反映出許多人民也都意識到這個現實。今天動輒把中共跟一般老百姓混為一談，個人認為是不現實的事情。儘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
錢理群做為高級知識分子，他或許還有一些理想性，他常引用那些曾在中共統治下企圖改革的學生們的訴求，例如1957年北大學生運動主要有三個要點：
1.社會主義民主化，黨並非絕對，壟斷，要能夠批評，國家主權在民不在黨。
2.社會主義公有化，不允許特權階級，寡頭存在，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具批判性，而不是教條化。
3.社會主義人道化，解放人心的自由，強調真善美與公共精神、奉獻精神。
學生們的思想是很正向的，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依然堅持在“左”的路線。但他們看不清楚中共跟其領導人的本質：“天下是他們共產黨流血流汗打下來的，怎麼可以拱手讓人，能夠享受政權的只有紅色革命子弟，任何改變都不被允許”。在這種情況下討論些訴求無疑與虎謀皮，被鎮壓也只是剛好！錢這本書寫在2011年，現在時勢又是一變，唯一不變的是，從內部和平演變中共絕對是異想天開。錢自己也說了，“沒有人想當戈巴契夫”。
錢的文筆極佳，本書又是口語文稿改寫而成，可讀性高，儘管可能原創性較少，但個人認為依然是值得推薦，對中共歷史的優秀作品，不過建議先看過其他通史會更好。
最後，我想引用一則《伊索寓言》看來的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有一隻花了整天都沒找到食物，餓了很久的狼，在傍晚時，遇見了條白淨滋潤的狗。於是狼對狗說：「兄弟，可否發發慈悲給點吃的？」
狗一口答應，然後要狼跟自己回去。路上，狼看到狗的脖子上有條頗深的勒痕，好奇一問，狗卻支支吾吾，狼停下腳步說道：「兄弟，你還是跟我說實話吧。」
狗只好坦白：「其實我是給人類豢養，白天替他們看門，傍晚時有段時間可以自由放風，但好吃好住也挺滋潤的不是嗎？兄弟你就別想太多了。」
狼搖搖頭說：「兄弟，我還是寧願餓肚子，至少還有自由跟尊嚴。」於是牠轉頭就走了。
每個人都該有權利選擇生活的方式，想當狼或想當狗是價值觀的問題，但最可悲的是連這種選擇權都沒有的時候，或許這種日子已經在某地發生，或其實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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