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長的選民服務處

大清如何變成中國

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著，賈建飛譯


世界上所有的大帝國中，只有中國保持了領土的基本完整。這是因為1911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基本保持了大清帝國的領土，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繼承了中華民國的領土。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成就。20世紀之交，中國被認為是“亞洲病夫”。歐洲列強和日本曾多次戰敗中國，並提出了在其領土上發展各自勢力範圍的要求。全世界都認為中國將會分裂，當時的中國報章也將中國面臨的局勢稱之為“瓜分”。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在19世紀後期的衰落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崩潰的歷史進程，似乎也會在中國重演。同一時代的另一個具有持續性的大帝國——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垮臺了，但是它重組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它將周邊的族群維繫在一起，並給予這些族群優惠性政策，因此被一些人稱之為“一個採取優惠性政策的帝國”（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70年以後，這一過渡形式的政權消失了，原來沙俄帝國的版圖如今已劃分為很多單一民族的國家。這樣，在21世紀，只有中國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帝國邊界。當然，外蒙古的丟失和臺灣的分立雖然使中國在人口方面的損失只有2%，但卻使中國喪失了14%的領土（主要是蒙古大草原）。

在中國的史學研究中，這一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論點也是具有說服力的。中國悠久的統一王朝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21年秦朝統一中國。早在此之前形成的文化和傳統已經為人們普遍接受。儘管中國的方言眾多，但是學堂的書面語言卻是相同的。四書五經構成了科舉制的基礎，而科舉自中古以後就是人們入仕的主要途徑。由於科舉制度成為選拔精英的途徑，所以，帝國的教育系統日益面向相同的經典、歷史和評注，一個比較統一的社會與政治文化體系引人矚目地出現在整個帝國。由於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以及精英身份來自于對國家贊助的文化活動的參與，因而導致地方上缺少自主的權力和權威。中國的主要宗教佛教和道教，亦相對缺乏系統的組織，宗教人員的任命都由國家控制。到帝國時代後期，由於精英文化已經滲透到普通的民眾階層，中國人敬仰同樣的神，執行同樣的家族和社會禮儀，穿著風格相似的服裝和飾品，共用的文化使他們成為“中國人”。

認識到了華夏認同的文化核心，20世紀大多數關於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都描述了一個從 “文化主義”發展到新的、更為政治化的、與“民族”相關的認同的自然進展。在比較史學的研究中，中國共用的（書面）語言、文化和習俗的傳承，連同其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已經導致一些學者將中國與西歐（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歷史國家”（Historic nations）劃分為一類，以與人為創建起來的東歐或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近代國家進行對比 。這種推論存在的問題是，近代中國的邊界既不符合文化相同的漢民族的歷史邊界，也不符合前現代中華民族的邊界線。今天中國的一半領土是清朝通過征服得到的，清朝的統治者並不是漢人，而是來自長城之外的滿洲人，其中多數擴張都是發生在18世紀。在清代以前，雖然中國的邊界自漢代以來發生了多次實質性的轉變，但總體上在北方以長城沿線為界，在西部則迄于西藏高原的山丘。這片地區通常被稱為“內地” (China proper)。



大清帝國和中國



蒙古、西藏和新疆在清朝的統治下才被併入帝國之中。滿洲人在1644年征服中國前已與鄰近的蒙古各部結成聯盟。蒙古人被納入八旗制度之中，蒙古王公得到了清廷的認可，並在蒙古故地設旗（本質上即是一個遊牧部族的封地），滿洲朝廷還經常納蒙古郡主為嬪妃。到了乾隆盛世，清朝征服西部頑抗的蒙古各部，並將所有的蒙古人置於清朝統治之下。蒙古人信仰的藏傳佛教，同樣也得到清廷的支持與贊助。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助於清朝對西藏的併吞。達賴喇嘛和清朝皇帝之間的關係被看成是供施關係（priest and patron），這種關係使得西藏人擁有了他們最為看重的宗教權威。同時，清朝政府為了強調它的政治權威，在拉薩派駐了一支人數有限的軍隊並任命了駐藏大臣。新疆則是在18世紀通過長時間的一系列軍事行動被併入帝國版圖中的，然而在19世紀，穆斯林又起來反抗，清朝通過軍事行動對其予以平定。

清朝對內地和邊疆地區的統治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制度差異。清初95%的人口是漢人，滿人盡一切努力將漢人限制在內地，禁止他們移民長城之外或與邊疆民族通婚。 長城之內的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式的官僚統治，中央政府的政策通過省、府和縣的地方機構來實施。中央任命的官員大多由科舉產生，而地方政府主要由漢族官員組成。清朝的統治結構和律例都是以中國歷代王朝、尤其是以明朝先例為基礎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滿洲朝廷都可以說是以漢人的方式統治內地。

在邊疆，情況則大不相同。簡單而言，如果對中國中心地區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和官僚統治，那麼，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普遍模式則是間接的和封建的。在這方面，清朝帝國看起來和大多數其他的大帝國非常相像，即通過獨特的文化模式，皇帝分別同各個邊疆民族建立聯繫。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將此稱之為 “並存的皇權”（“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她注意到碑刻銘文分別以滿、漢、蒙、藏、回五種語言雕刻，強調了清政府在和不同族群交往中使用的是不同的模式。在制度方面，滿洲故地以滿洲都統管理。在蒙古，清朝通過蒙古王公統治，他們的世襲貴族之職銜由清廷批准，以換取每年向朝廷的進貢。在西藏，清朝支持達賴喇嘛的行政和宗教權威，並聽任其從西藏貴族中選擇行政官員。在新疆，最重要的綠洲城市由清朝授予職銜的世襲王公管理，而更遙遠的地區則置於地方官員伯克管理之下。邊疆實行的也是獨特的法律制度，蒙古地區實行的法律更適合蒙古人的遊牧生活方式，而在新疆回部則應用“回例”。[10]所有這些都由清廷的理藩院進行協調，理藩院與管理內地的六部顯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理藩院完全由滿洲和蒙古人控制，漢人則被排除於邊疆事務之外。[11] 這種制度安排導致邊疆的民族精英們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與清朝皇帝而非與中國（Chinese state）聯繫在一起的。就蒙古人和西藏人來說，他們與清朝更存在著特殊的宗教關聯。在清廷自身的戰略中也體現出了對藏傳佛教的信奉；盛京、京城及承德的藏傳佛教寺廟得到清帝的大量贊助即是證明。西藏和蒙古的神職人員擁有巨大的勢力和聲望，這種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精神紐帶是現代世俗國家難以複製的。[12]

清朝的漢人官員清楚地意識到了邊疆地區的獨特性。現代漢語中的“中國”一詞由來已久。先秦時代的“中國”一般指的是具有獨特文化的中原地區，以與周邊之“夷”相區別。雖然這一術語的含義隨著歷史的進展發生了演變，但是“中國”始終保持了這樣的中心含義：它具有明確的文化因素，即歡迎邊疆之“夷”被其融化，並成為中原文化區的一部分。秦統一六國之後，“中國”往往指的是由朝廷直接管轄的地區。[13] 在清代，這一術語變得更為靈活，帝國有時稱為“大清”，有時稱為“中國”。康熙、雍正、乾隆屢屢試圖將其擴張的帝國認同為“中國”，而“中國”一詞也經常用於與外國的交往和條約中。[14]不過，在國內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接受二者的等義（equivalence），這從對乾隆在西部越過傳統邊界進行的戰役的批評就可以得到證實。[15]偉大的經世致用學者魏源的權威著作《聖武記》為我們提供了19世紀初期有關“中國”的常見的而有影響的概念。他以這種方式開始其對邊疆地區的論述：“蒙古，諸遊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為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俄羅斯。”[16]據此，魏源的“中國”包括滿洲在內，但將其他邊疆屬地視為截然不同之地。

這樣，中華帝國的歷史地理就較為清晰。中國內地的邊疆是蒙古、西藏和回部。當地人的語言、文化、習俗和宗教都與漢人截然不同。儘管漢、唐鼎盛時期對這些地方進行過週期性的軍事攻擊，但在清以前，或是在18世紀以前的多數情況下，這些地區都沒有被納入到中華帝國之中。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邊疆精英們追隨中國，不如說他們忠誠于滿洲朝廷。因而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清帝國崩潰以後，這些地區是怎樣保持在中國政體之內的？清朝又是怎麼變成“中國”的？

在當今西方世界公眾的想像中，這個問題通常讓人聯想到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西藏的佔領。1959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在達蘭薩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國際上的“自由西藏”運動已經使得西藏成為在以前的中華帝國中尋求民族獨立的最有名的一個部分。在西方（尤其是好萊塢）的想像中，這個問題總是被塑造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攻擊。[17] 雖然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立後，如同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對西藏和清帝國的其他領土提出了主權要求，但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中央政府才建立起了對這些邊疆地區的直接和有效的統治。事實上，中華民國對領土主權的要求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在1924年蘇聯支持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後還堅稱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當代中國是怎樣成功地繼承了清朝的領土，我們就必須聚焦于由帝國向國家轉變的那一時刻——即建立了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民族主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引發了辛亥革命。下級軍官領導了兵變，他們是致力於推翻滿洲、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黨（在湖北為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成員。幾周之內，全中國尤其是南方的文武官員在各省起義，宣佈從清廷獨立。到1911年末，發生革命的各省代表推選長期流亡的同盟會領導人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總統，新共和國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6個星期後，清帝遜位，在孫中山的同意下，權力移交給了中國北方的革新派總理和新軍的建立者袁世凱。[18]

辛亥革命是一個相對快速和無痛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建立輕而易舉就得到了政治精英的歡迎，顯示出了他們對清朝統治有多麼的不滿。這種不滿有深刻而又複雜的根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抵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不力。1884-1885年中法戰爭的失敗導致法國控制了中國以前的屬國越南。10年後清朝又令人震驚地在軍事上敗給了日本這樣一個長期以來在文化和政治上從屬於中國的島國。這一屈辱性的失敗給大清帝國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因為它不僅導致清朝的另一個鄰近屬國朝鮮落到外國控制之下（日本在1910年完全吞併朝鮮，使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成為了中國領土的第一次重大損失。中國的失敗還使歐洲列強相信清朝政權可能很快就要崩潰了，所以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很快就在大清帝國展開了劃分勢力範圍的行動，這被廣泛視為各國準備瓜分大清帝國的先聲。

1900年，極端保守的清朝朝廷王公支持排外的義和團，導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並強迫清廷簽署了屈辱的辛丑合約。[19]此時對滿人的不滿開始顯露出來，即使是相對溫和的漢人官員也普遍認為滿人本身是中國衰弱之源。4年之後日俄為爭奪在滿洲故里的主導權，在東北爆發了戰爭（1904-1905年），清廷對此毫無辦法，只能袖手旁觀，這使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清朝政府的無能。[20]

對清朝的批評者分為兩大陣營：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認為推翻滿洲統治是中國復興必要的第一步，改良派則主張以君主立憲制取代清朝的專制統治。對於這兩大陣營而言，主要動機都是民族主義。二者都認為，只有將清朝帝國統治下的臣民轉化為擁有政治參與權的公民，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才能激勵人們承擔起必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義務，加強國家抗禦外來威脅的能力。清廷對此的反應是實行新政改良計畫：訓練新軍，以現代學校制度替代古老的科舉考試，鼓勵經濟發展，修建鐵路，架設電報線，建立郵政系統，準備實行憲政，並允許在充滿生氣的報紙和期刊上展開對政治事務更為公開的討論。[21]

為了理解20世紀初指導政治發展的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簡要地瞭解一下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是有益的。當時最有影響的知識份子是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緝，流亡日本。此後，成為了一位多產的作家並擔任了不少革新派雜誌的編輯。 梁啟超積極宣導民族主義。“民族”一詞為日本外來語，它結合了“民”和帶有血緣含意的“族”，“民族”也因此帶有一種具有共同祖先的意味——對於漢人來講，這個祖先通常就是黃帝和炎帝。[23]在當時的用法中，“民族”通常指的是“國民nation”，也可能只指“人群people”（如蒙古人），或少數民族（nationality），甚至是“種族”。[24]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25]

這是對民族主義者思想的基本原理進行的非常切實的論述，但它回避了究竟誰才是“中國人”的問題——保護誰的自由，要避免誰侵犯誰的自由。梁啟超在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汙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26]

至於“中華民族”都包括誰，梁啟超前後並不完全一致，但一般來說，他指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是那些“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的人。他還認為，漢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民族，由很多于古時具有文化差異的群體構建而成，後來逐漸相互吸收、同化而成為一個民族。[27] 清朝垮臺之後，梁啟超直接面對了這一邏輯所具有的現實內含。他注意到，雖然共同的血緣、語言和宗教都有助於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決定特徵應該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意識”。他注意到在古代文獻中，由於中國南方楚人接受了“蠻夷”身份，遂使得華夷文化之差異得以確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楚人的民族意識則逐漸與漢人趨於一致。更近一點，清朝“當其初期，創制滿洲文字，嚴禁滿漢通婚。其他種種設施，所以謀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餘年間，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變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葉，滿洲人已無複能操滿語者，其他習俗思想皆與漢人無異”。[28] 相比之下，蒙古人“猶自覺彼為蒙人而我為漢人。故蒙古人始終未嘗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也”。不過，梁啟超認為蒙古人就像新疆的穆斯林和藏人一樣，住在中國的境內。歷史上的中國正是從這種多樣性中獲得了力量（一種中國式的多元文化主義），而漢文化的吸收能力最終證明了這一能力也可以同化異族。[29]

如果說梁啟超傾向於將中華民族與漢族聯繫在一起，那麼這種趨勢在革命派中就更為清晰。這些大漢族主義言論多半是由反滿而來的。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極具影響力，在中國（或大和Yamato、英格蘭或雅利安人）“種族”的討論司空見慣。雖然一些評論家將“種族”和“民族”這兩個術語予以區分，但是二者在實踐中往往混為一談。[30]人們在討論滿人統治中國因何不能得到信任時，常常會引用《左傳》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句。[31]不管其中是否包含有種族、民族或是國家的差異，革命派經常把滿人視為異類和劣等民族。

反滿是革命派宣傳的主題。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革命宣傳手冊之一的《革命軍》裡，鄒容痛斥了“遊牧濺族，賊滿洲人”的“狼子野心”。他說，滿人的統治剝奪了中國的主性、國性、種性和自立。鄒容在討論中國的“種族”時，他的分類非常值得注意。他將滿洲人視為蒙古人之從部，又將蒙古人與突厥人看成是源於西伯利亞的種族。這些民族與中國人種顯然是有區別的。在中國人種中，第一是漢族（等同于“中國人”），還有朝鮮人、泰國人、日本人、西藏人以及“其他東亞民族”。1903年《革命軍》的出版在漢族民族主義的復活中是一個重要時刻。鄒容為中國人想像了一個光明的未來，中國人古代向東亞鄰國遷徙，近代又向東南亞和美洲移民，也許中國人很快會成為“20世紀世界的主人”。[32]

章炳麟在流亡日本期間成為革命報紙《民報》的編輯。該報曾發表了一系列鼓吹革命的宣傳文章。以激進的反滿言論著稱的章炳麟梳理了中國歷史，引用史書上對於中國北方邊疆遊牧部落的蔑稱，作為反滿之根據。[33] 其時他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華民國解”，對我們瞭解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所幫助。他列舉了革命者希望組成的共和國的決定因素，並考察了“中國”和“中華”的含義，指出中華“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正是文化界定了作為中國人之含義所在：“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

隨後，他談到了關鍵的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以先漢郡縣為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為界者，則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隸職方，其經營誠宜稍後。”回到他的作為中國人的文化標準上，章炳麟指出，韓國和越南也有類似的習俗，並使用中國的書面語言，所以他們應該包括在中華民國之內，但是他承認，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並由競爭對手日本和法國控制），因而這種想法不切實際。相比之下，除了藏傳佛教外，西藏人、穆斯林和蒙古人與中國並沒有共同的習俗。對此，章炳麟基本上同意讓他們自決：“任其去來”。

那麼，在原則上，由章炳麟的民族主義可以得出結論，清朝的邊疆屬地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應當由其決定自己的命運。章炳麟隨後還列舉了許多實際問題，提出了頗為不同的解決方法。相比越南和朝鮮（二者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落入外國帝國主義的控制中），儘管新疆、蒙古和西藏最初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至少不屬於其他任何國家。因此，如果他們能夠適當地被同化的話，就可以被納入到新的中華民國之中。他還解釋了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在措辭上，章的言論未必對以上各族有多大的吸引力）。章炳麟說，新疆漢人眾多，而穆斯林又非常聰穎，故可教之。“蒙古雖顓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而欲漢化西藏人，必須始於語言，因為他們最為孤僻。因此，漢人殖民、貿易和文化同化是形成中華民族的途徑。如此，則中華民國可保有清代邊疆地區。[34]

以這樣的思想主導革命隊伍，辛亥革命在漢族民族主義的旗幟下爆發就不足為奇。中華民族基本上被認同為漢族，而革命是為了復興漢族的輝煌，擺脫滿洲的枷鎖。武昌的革命政府一再發佈聲明，迎合內地十八省份人民的自治願望，革命旗幟上的十八顆星星即指代中國內地的十八個省。[35] 在有革命領導人出席紀念黃帝的儀式上，慶祝了這種漢民族主義。當時播放的一首軍歌裡，有如下鼓舞人心的詩句：

興漢興漢，興我大漢。

漢人好山河，豈容[ ]賊占。

同胞呵努力！努力向前戰。

殺盡胡兒興大漢。

興漢興漢，興我大漢。

滅[ ]滅[ ]，滅此賊[ ]。

黃帝應有靈，助我將賊斬。[36]

在起義的第一周，革命刊物充滿了報復滿洲人和“種族革命”的話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在武昌和其他幾個城市（尤其是西安）的滿城中，發生了對滿洲人的大屠殺。[37]



辛亥革命和邊疆



在漢人居住的中國內地，不斷高漲的漢人民族主義因為滿洲人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侵入抵抗不力而導致了一場“種族革命”，推翻了滿洲人的統治。那麼從週邊的邊疆地區來看，這又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如上所述，清朝對於邊疆民族地區的基本政策與對內地漢人區域的政策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不過，隨著時光流逝，這種區別逐漸變弱。在蒙古地區，越來越多的清代法典引入了蒙古法規中，到19世紀，蒙古地區實行的法律基本上與內地法律相同。[38] 在東北，清朝禁止漢人移民，以“保護滿洲舊俗”，並防止“漢俗”浸染。清朝留出土地作為旗地，禁止賣給漢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非法漢人移民買下了大部分旗地，並且在原來的旗地建立起了如同在其故土華北平原的慣常的土地交易法律制度。[39] 到18世紀後期，東北和內蒙古部分地區的漢人移民數量已經相當多，以致除了八旗制度之外，清政府還在滿洲和蒙古建立起了基於內地模式的縣來管理漢人。[40] 在新疆，清政府用促進貿易來資助這個18世紀新併入國家的地區，漢族商人很快就將其習俗、文化和家族帶到了西部的這個“新疆”。他們的居住地最初因服務清朝駐軍而稱為“滿城”，但是到了19世紀40年代，隨著帝國的“漢化”過程，這些“滿城”就被俗稱為“漢城”了。[41]

在清朝統治的前半段，商人貿易的發展與華北人口過剩而導致的移民是造成這些邊疆地區逐漸同化的主要推動力。這不但與清朝政府鼓勵實邊的政策有關，也是因為清朝日益重視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擴張所帶來的威脅。早在17世紀，清朝就資助耶穌會教士對邊境地區進行過系統的輿圖測繪，而這一行動可與其他早期現代國家標示其邊界並管理邊界內部人口的努力相媲美。[42]

19世紀，長城內外地區間的差異進一步縮小。漢人加快了向東北和內蒙古的遷徙，到19世紀末，漢人的人口在這些地區已經遠遠超出當地人的數量。在新疆，當19世紀中期穆斯林叛亂被漢人軍隊鎮壓後，許多漢族士兵作為軍事移民留在了當地，這就加強了漢人在這裡的勢力。到1884年，俄國人在伊黎河流域日益增長的威脅導致清朝建立新疆行省，使之成為第一個完全併入內地行政體制的邊疆地區。[43]

到19世紀末，帝國主義的威脅成為了中心-邊疆關係中的最為複雜的因素。對清朝在東亞霸權的挑戰自然始於邊疆地區，這一過程與地中海地區的奧斯曼帝國所經歷的過程是相似的。在清朝世界秩序的週邊是清朝的朝貢國：這些視滿洲皇帝為天子的國家定期朝貢，以換取皇帝對其統治者權力的認可。[44] 而這些國家最先脫離或是落入其他大國的控制，例如越南被納入法屬印度支那，琉球群島和朝鮮為日本帝國控制，最終併入日本。隨後，內緣又受到威脅。1895年，近海的臺灣島落入日本之手。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後，兩個大國簽署協定，承認俄國在蒙古和東北的北部（中東鐵路在那裡與跨西伯利亞鐵路相連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主要利益，而日本則宣稱東北的南部和相鄰的內蒙古部分是其勢力範圍。由於擔心俄國在北面控制中亞，英國因而尋求在西藏獲得更大影響以保護英國在印度的地位。1903-1904年，榮赫鵬的遠征軍被派往拉薩，對清朝在那裡的主權形成了嚴重的軍事挑戰。[45]

清朝的反應可想而知：它試圖加強中央政府對週邊的控制權。但這種行為從根本上對內地通過省、縣行政機構進行直接統治和邊疆通過民族精英實行間接統治二者之間已經確定起來的差異形成了挑戰。如上所述，新疆在1884年建省。為了遏制俄國和日本在東北的陰謀，1907年，清朝又設立了新的東三省總督府，並任命了東三省巡撫；漢族官員在這裡竭力推行了積極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現代化計畫。[46] 因此，清朝的故土不再是一個特殊地域，而是被整合進了內地的行政體制中。也有人建議清朝在蒙古和西藏建省，但是清朝並不準備在這些地方過快地做出類似變動。不過，清廷確實在漢族農民人口眾多的內蒙古一些地方建立起了一些新的縣。[47]

此時，清朝禁止漢人向這些邊疆地區進行移民的命令已經完全失敗。和以前試圖阻止漢人移民邊疆完全相反，此時的清廷則積極鼓勵漢人移民。清廷對蒙古的土地和資源進行了調查，並建立政府機構來促進移民。同時，清廷還廢除了禁止漢人和蒙古人通婚的法律。雖然多數漢族移民去了東北和內蒙古，但是，在清末的外蒙古也有大量的漢族農業移民。這些新來者並不怎麼尊重當地的居民。用一位到外蒙古的英國遊客的話來說：“漢人的優越感是非常明顯的，好像他們希望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才是主導民族。俄國人和蒙古人幾乎親如兄弟，但是中國遊人對待俄國人幾乎和對待可憐的蒙古人一樣缺乏善意。” [48]

在清朝統治的最後幾年，清朝政府將其新政改革也推向了邊疆地區。最引人關注的努力發生在外蒙古的烏蘭巴托。滿洲官員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新兵訓練機構，作為邊疆地區蒙古軍隊的基礎。清朝還在這裡建立起了員警培訓、公共衛生、商貿、農業、經濟發展和對外關係的機構。另外，和清朝改良的現代化進程相同，還建立起了一所教育新的蒙古族精英的學校。但是，由於費用高昂，遭致了當地人的不滿。此外，烏蘭巴托保守的宗教機構也並不完全歡迎這些外來的干擾。藏傳佛教僧人和漢族商人及政府機構之間的衝突成為緊張局勢的重要源頭。[49]

在西藏，衝突更為明顯。很多問題因1903-1904年的英國入侵並佔領拉薩、達賴喇嘛逃往蒙古以及清廷解除達賴喇嘛的稱號而引起。英國入侵引發清朝的激烈反應；其最初的反應重點是建立起了對位於四川省和中部藏區之間的大片藏族地區（西康）的直接控制。清政府的政策尤其針對當地的宗教機構：法令限制僧人人數，拒不服從的寺廟遭到破壞，以前居民供奉給寺廟的禮物現在要求作為稅收交給國家。同時，在拉薩建起一所漢語學校和軍事學堂，並計畫修建道路和電報線路以使西藏和內地的聯繫更為緊密。達賴喇嘛試圖從任何可能的地區尋求援救，首先是請求俄國援助；遭拒絕後，又尋求與清朝和解；1909年，達賴喇嘛最終返回拉薩。他剛抵達拉薩，清朝就派遣一支大軍對其加以控制，他遂即逃往印度。達賴喇嘛在那裡企圖爭取英國作為調停者同清朝進行談判，以建立新的關係。[50]

在蒙古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因為新政改革的侵擾，致使蒙古人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想獨立。如同西藏，這一次宗教領袖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尋求外部力量來幫助蒙古實現自治的願望。當時，內外蒙古不同群體的領袖聚集在蒙古人的宗教領袖“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那裡，並於1911年7月派代表團到聖彼德堡尋求俄國的支持。他們在向沙皇提出的請願書中強調了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性，提出他們“以前遵從于滿洲大汗，因為他們（滿洲人）敬仰佛教並傳播佛的庇佑”。“但近年來，中國（原文如此）的高層官員已經非常強大，並開始干涉我們的事務。最糟糕的是他們打著‘新政’的旗號，佔領土地用以開墾，破壞了我們的舊俗。”蒙古人的抱怨主要是針對“新政”改革和不斷增加的漢族移民，而感覺到其宗教遭到威脅則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因此，他們呼籲俄國人給予支持：“正如我們所知，在國際先例中，任何弱小國家都可以依賴強大的國家實現獨立。”[51]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爆發之前，西藏和蒙古都已經準備宣稱獨立。其他邊疆地區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東北三省那時大多由漢人佔據。在新疆，由於18世紀以來清帝一直鼓勵貿易和漢人移民以發展邊疆經濟，所以“漢化”的過程一直都未中斷。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區也是完全融入中國行省和地方行政機構的地區。但在西藏和蒙古，世襲貴族和經濟實力豐厚並擁有廣泛支持的寺院，以及其中具有強大勢力的黃教機構為那些想要建立新國家的人們提供了相對的有利條件。西藏的達賴喇嘛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成為了新政體的領袖和號召點。

在西藏，辛亥革命起初引發了部分清軍反抗清朝駐藏大臣的兵變，隨後，西藏人成功地將中國軍隊驅逐出去，而這些中國軍隊也並不情願待在這個遙遠且環境惡劣的邊防哨所。流亡歸來的達賴喇嘛宣佈以前那種維繫和滿洲皇帝的供施關係終結，西藏從此將獨立。儘管在整個民國期間，西康地區的漢人和藏人不斷發生小規模的衝突，但是中部藏區事實上建立了獨立的政體，並一直持續到1950年。[52] 在蒙古，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烏蘭巴托之後，獨立運動領袖宣佈柏格達·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蒙古國大汗。他們的立場非常明確：蒙古從屬於清朝，如今是中國人起來反抗清朝，蒙古應恢復其獨立地位。正如一群貴族所言：“最初蒙古並非中國一部分，但是因為一開始追隨了清王室，故極感王室之恩。而蒙古與中國之間完全沒有聯繫。如今清廷遭到摧毀，蒙古與中國並沒有天然的聯繫，所以蒙古應該獨立。”[53] 另一部分人的說法更接近現代國家的自決：“我們蒙古人擁有同中國人不同的習俗、語言和文學作品。我們蒙古和中國的文化差距就像天、地的距離那樣大。”[54] 當中國革命軍反滿暴力行動的消息傳到蒙古時，蒙古領袖更加確定在漢人控制的中華民國中並沒有蒙古的位置。[55] 此時蒙古的新議會發誓要“保護我們的種族，保護我們的宗教，還要保護我們的領土完整”。[56]



對中華民國的闡釋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捩點。新的共和國將如何對待企圖建立獨立國家的西藏和蒙古呢？已經有人指出，各國邊界的調整往往發生於其歷史初期，一旦調整後，邊界將會非常穩定。[57] 我們已經看到了梁啟超和章炳麟這樣傑出的知識份子對蒙古、西藏和回部是否應併入中國提出了質疑。在我看來，民國最初幾年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清以來的中華民族領袖沒有作出像奧斯曼帝國崩潰時的土耳其領導人阿塔圖爾克（Atatürk）那樣的選擇？在對土耳其民族主義進行基本闡述的“國民章程”（Misak-i Milli, or National Pact）中，稱“由多數的奧斯曼穆斯林佔據的地區（宗教、種族和目標一致）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是由多數的阿拉伯人佔據、並處在外國佔領下的地區的命運應由其公民決定。”另一個類似的脫離權給予了1878年割讓給俄國的一些奧斯曼省份，後來布爾什維克給予這些省份和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自治。[58] 因此，問題就成為：為什麼領導辛亥革命的漢人沒有將國家建設的目標集中在文化（相對）相同的內地漢人區，而給予以前的清朝邊疆地區具有獨特族群特性的民族以公民自決權？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在漢人“民族自決”的名義下進行的，當時革命旗幟上的十八顆星代表著內地十八行省。不過，在幾周之內，由於前君主立憲派和軍官加入了革命陣營，關於未來共和國由漢、滿、蒙、藏、回五個主要民族組成的新願望佔據了優勢。[59] 其實，在民國時期最初幾個月，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出現了大中國主義和本部中國立場間的措辭之爭。[60] 後一觀點的支持者基本上主張阿塔圖爾克的解決方案：保持內地，但“將其餘地區置於可有可無之類”。立憲派的盛先覺說：“聞民党中有寧棄藩屬而求本部獨立之說，私意極不為然，今之歸國，實為謀統制蒙，藏，回之故。”[61] 1912年初，一篇文章總結了這一論爭（必須指出，這是由一個大中國的宣導者所寫的），其中以如下話語闡釋了內地核心的觀點：“國雖分五大民族，其實有國家之思想，具政治之知識者，厥惟漢族。滿、回已瞠乎，其後，蒙古、西藏狉狉獉獉，混沌樸塞，更不知國家政治為何物。” [62] 本部中國的支持者承認列強覬覦邊疆地區，但認為他們可能會獲得列強不進行干涉的保證，堅持邊疆民族的真正獨立。有人認為，這樣中國就能夠避免邊疆衝突會削弱年輕的共和國。

不過，在民國初年進行的公眾論戰中，主張本部中國論的人顯然是少數。一份外國報紙稱，口徑一致的立足民族主義的新聞界提供了“讓頭腦發熱的愛國者宣洩情緒的安全閥”，[63]而這些愛國者容易接受擴大了的中華民族概念。日本人則經常被指責為支持本部中國的立場，以推進其自身在中國東北的計畫的實行。據說這些日本人當中也包括孫中山的一個助手。[64] 中國人裡什麼人支持這種立場則並不清楚，大概一些團結在十八星旗下的漢族民族主義者支持建立一個本部中國的國家。一份外國報紙稱，“一個高級漢族官員”認為損失蒙古只意味著“少了一個累贅”，這種看法基本上支持了本部中國的立場。[65]此外，中國新聞界經常感歎民眾對於蒙古獨立缺乏強烈抗議，暗示著許多人並不認為這是個重大損失。[66] 倒是有一些商人更希望政府少把他們的稅收用到這些遙遠的邊疆地區，而多用於內地的發展。儘管如此，還是很難發現強烈支持民國應限於內地的言論。不過，與這次確實發生過的論戰相比，本部中國論的闡釋並不太重要。因為我們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何看待當時佔據主流的立場：大中國的觀點。

1912年元旦，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就職演說中，孫中山闡明了建國的基本原則：新政體將是五族共和，清朝領土上的所有民族都包括在內：“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67] 六周後，清帝退位，公告希望和平和“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68] 傳統的說法稱這種新理想為“五族一家”，這反映在了中華民國的新的五色國旗，五種顏色代表五個主要族群。[69] 民國最初幾年，傑出的政治家、文人和軍方領導人組成了一些新的協會，來促進民族和諧和國家統一：共和統一會、中華民國大同會、五族國民合進會等等。五族國民合進會甚至提出各民族血脈相連，在中國古代擁有共同的祖先，看起來他們非常想要樹立起一個不只包括漢人在內的族群血統觀念。[70]

這種新的民族團結說法尚不能完全取代漢族復興和反滿“種族革命”的話語。1911年11月初，在《民立報》的頭版社論中，稱“今我漢愛國男兒一德一心驅除清朝共建民國。天下克復過半而偽京已破滿酋潛逃，複九世之仇雪百年之恥將見…… 彼滿洲人種屠害我族者二百餘年，故與彼為寇仇誓在必報先民之恨。是亦人道之當然公里所必許也。將來大仇既報共和成立，則亦必合回臧蒙滿為一國，權利平等永無賊害”。[71] 排滿仍被看作是革命的第一階段，但是提倡這一說法的人們沒有認識到這種報復行為肯定會導致以後團結各族的努力複雜化。另一篇文章解釋說，這是一場種族革命，僅僅是因為政府由滿人控制，有必要推翻少數的滿洲人統治。但幾行之後，作者又稱“少數劣等民族斷不能統治多數優越民族。”[72] 在革命陣營中，漢人的優越性是不可動搖的。在一篇直接寫給滿洲旗人的文章中，作者談到“這是一場政治革命，而非種族革命”，其觀點雖然並無異常，但是也出現了“國家之半已為大漢擁有”這樣的誇耀話語。它承諾一旦民國建立，漢人對於各族將“一視同仁”，使用了清朝對其臣民慣用的話語。毫無疑問，這種言論表明在新的共和國中，將是漢人掌管一切。[73]

新的中華民國會如何創立，其領導人又將如何對待邊疆民族，這些問題在其與蒙古人的關係中最容易得到驗證，因為“蒙古問題”是民國初年最常討論的焦點問題。對於蒙古人（就像對所有其他民族一樣），民國最初承諾給予自由和平等對待。1912年，民國政府向東北的一個蒙古地區派遣了一個代表，解釋何謂共和國以及領導共和國的總統的含義。根據一份極為簡單的白話漢語記錄（也許是這種語言適用於“愚蒙”），這個代表說總統因其才、德而被民眾選舉產生。再則根據種族平等的原則，如果蒙古人中有合乎資格之人，他也可以成為總統。[74] 問題在於蒙古地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蒙古王公，他們非常現實地認識到，蒙古人是難以被推選為總統的。同時，這種平等也威脅到了他們通過特權取得的土地以及他們從清朝政府那裡獲得的收入。為了保護他們的自身利益，北京的一群蒙古王公和喇嘛組織了一個蒙古聯合會，於1912年春天晉見了新總統袁世凱，要求保護蒙古王公的土地權，而且不改變他們從清朝那裡獲得的收入。總體上，袁世凱及其保守派傾向于保留蒙古王公的一些特權，這顯然是為了將它們收攏在新共和國中。但是更為激進的國民黨則普遍對此表示反對。清朝政府能夠給予邊疆族群精英們津貼和貴族特權，這與民國法律之下的公民平等相比，自然更具優勢。所以民國政府試圖通過承認這些王公在地方上的政治權威、授予他們官銜並在禮儀上對其加以尊重等來繞過這一問題。這是民國延續清朝帝國諸多制度中的一種。但對於新的共和政體而言，這一問題也經常成為一個爭論的源頭。[75]

對於那些可以看到中國報刊輿論的蒙古精英而言，民國承諾的公民平等並不具說服力。在多數有關蒙古問題的公論中，“愚蒙”之謂極為常見，已經成為一個習以為常的渾名。[76] 新共和國的世俗現代主義者們公然敵視蒙古（以及西藏）那些很有勢力的喇嘛，而邊疆地區推選宗教領袖來管理其政府的事實只會證明革命者的觀點，即這些地方過於沉浸在迷信之中，並不足備進行民族自決。[77]

在所有有關中華民國都應包括哪些民族的討論中，很少有文章能說明中國五“族”如何可以構成一個中華民國。“五族一家”的說法雖無休止地重複，但是沒有人真正想去說明他們為什麼構成了一家；也沒有人能夠闡明他們為什麼構成了一個民族，更沒有人闡明藏族和蒙古族對此是否滿意。主導公共輿論的觀點則更為務實並帶有教導意義，其中最突出的有兩個主題：（1）邊疆的損失會導致內地分裂；（2）蒙、藏過於軟弱落後，無力抵禦外來控制，故應在中國的領導下實現同化和現代化。

在1911年春天（即革命還未爆發時），革命報紙《民立報》的一篇文章中，對第一種論點進行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至於蒙回藏入我版圖既久，同為中國之屏藩者也。蒙古失則黃河以北不能保全，回疆失則關中不能高枕，西藏失則西南各省不能安席。吾人而欲保守中國本部及東三省之土地，尤當以保守蒙回藏為先務。且蒙回藏之種族宗教風俗與我絕異。使非先與以國家之觀念曉以種族之關係，一旦國中傾倒政府以建設新國，而蒙回藏之人或有叛離吾國而歸順外人者。[78]

將邊疆地區視為屏藩（或藩籬）的觀念很普遍，與清朝的用法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地區被視為內地防範外來威脅的緩衝地帶。[79] 這種觀念從根本上反映出，在新的共和國中，邊疆民族的地位是次要的和輔助的：他們的作用是保護中國腹地。

無庸而言，這種態度否認了蒙、藏有資格組建自己民族的國家。世界現代史在講述歷史的大框架（metanarrative）中，往往視單一民族為建立國家的積極主體（active subject），敘述了民族構建的歷史以及民族意識在全球的興起，並把民族國家看成是現代史上的主體。[80] 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很容易在這種敘事內來定位其祖國的歷史。他們看到中國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繁榮和獨立的國家，正在努力擺脫清朝的枷鎖，獲取新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抵禦帝國主義的威脅。但是，他們似乎無法想像蒙、藏民族也可能想經歷類似同樣的過程。

當蒙古宣佈獨立，並向漢人宣稱他們已經“尊稱柏格達為汗，我們的國家稱為‘蒙古’”[81] 時，民國新總統袁世凱在致庫倫活佛之書中無論在語氣還是在內容上都明顯居高臨下：

貴喇嘛慈愛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詳述利害，以免誤會。各洲獨立之國，必其人民、財富、兵力、政治皆能自主，乃可成一國，而不為人所吞噬。蒙古地面雖廣，人數過少。合各蒙計之，尚不如內地一小省之數。以蒙民生計窘迫，財富所入至微，外蒙壯丁，日求一飽，尚不可得。今乃欲責令出設官養兵購械諸費，不背叛則填溝壑，何所取給？……各部箭丁，只知騎射，刀矛尚不能備，何論於炮？議攻佔必無可恃。政治則沿貴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較各洲強國，萬無可企，更難自立。[82]

鑒於這種邊疆民族發展落後、且其一向處於從屬地位的觀點，中國人對此的解決方案歷來一致：應當鼓勵、加快並組織自清朝後期即已開始的漢人向蒙古與新疆的移民，並在該地區發展農業。在民國初年討論有關“蒙古問題”和邊疆事務的文章中，這是一個不變的主題。[83] 但這些文章很少承認這一事實，即漢族移民才是驅使蒙古想要獨立的最主要的因素。開發邊疆地區、傳播中國文化和教育並建立起邊疆與內地更緊密的聯繫，最好的辦法是移民漢人。這樣做的同時也能為邊疆政權有能力抵禦外來入侵提供財政基礎。而當這些政策的代理人遇到當地的阻力時，他們就將此典型地歸結為“愚蒙無知”。[84]



帝國主義在邊疆



中國人懷疑蒙古和西藏是否有能力進行民族獨立的潛在背景是，他們認定蒙古和西藏想要尋求解放是受外國勢力的操縱，而這並不完全是中國的憑空想像。事實是，在運作獨立的過程中，蒙古向聖彼德堡派遣了代表，呼籲俄國予以支持；1911年，達賴喇嘛也曾在印度尋求英帝國當局給予幫助。在辛亥革命後與中國的談判中，蒙古和西藏都要求他們的外國保護者從中調停。[85] 蒙古人最初見到沙皇時，他們曾將自己描述為一個“弱小民族”，需要更強大的俄國的援助。我們必須認識到，蒙古和西藏的封建統治性質，以及二者的新政府（尤其是西藏）從根本上還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質。這意味著事實上在這些地區還缺乏與現代國家相關的行政結構。由於這些原因，中國人懷疑蒙古和西藏易於為帝國主義操縱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懷疑英國和俄國的帝國主義野心也有充分的根據。英國曾經派遣過軍隊遠征並佔領了西藏拉薩。俄國在烏蘭巴托保持了小規模的軍事實力。1911年俄國對中國的政策尤具侵略性。這是因為1881年為解決新疆伊犁地區的危機而簽署的中俄《伊犁條約》，到1911年已經到期需要續約。春天，俄國人向中國提出了具有戰爭威脅的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在清朝帝國北部邊界和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方面做出商業和其他讓步。用清朝軍部大臣的話說，“俄國的所有措施都是意在將蒙古從我們這裡分出去”。[86] 當時俄國在烏蘭巴托的地位舉足輕重，以致中國新聞界只能通過俄國駐北京外交官來獲得有關蒙古的消息，因此中國方面擔心蒙古的獨立運動受外國操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87]

1912年11月，隨著俄-蒙簽署保證蒙古自治權的協議，這種擔心達到頂峰。根據七月份的秘密但卻廣為流傳的《日俄密約》（Russo-Japanese Entente），日俄兩國確立了各自在東北和蒙古的勢力範圍。[88] 在俄蒙協議中，俄國承認了蒙古的“自治”，承諾幫助蒙古防止中國軍隊或移民進入蒙古地區；作為回報，俄國在這一地區得到大量的商業利益。[89] 對此，中國給予了迅速且憤怒的反應。全國軍政人士立即在報紙上發表強硬的議論，呼籲民國政府採取軍事行動。在國會選舉中很快要獲勝的國民黨中的民族主義者們尤為直言不諱，給袁世凱總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90]

在公共輿論對俄蒙協議的譁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有關蒙古人的意願甚至對蒙古在新共和國中地位的討論都完全消失了。當時的問題完全是俄國對中國事務的干涉。正如一篇文章所說，“這不是內部事務，而是對外”，中國面臨著帝國主義分裂國家的威脅。[91] 為了保衛新的共和國，使國家免受分裂，人們紛紛展開反帝的宣傳動員，這就壓制了“誰應成為國家一部分”的討論。由於蒙古與俄國行動一致，蒙古人遂被認為無權獨立代表自己的國家，於是這也不再是中國內部邊疆問題的辯論主題。至此，討論全集中到對俄國的抵制。

但是俄蒙協議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雖然該協定支援蒙古自治，但協議本身並沒有具體說明自治後蒙古的邊界。這並非純屬偶然，因為包括內蒙古的激進主義分子在內的烏蘭巴托的蒙古人堅持建立一個大蒙古國。這個大蒙古國的國土即是清朝統治下的蒙古人居住地。不過，俄國人的興趣主要在外蒙古，而且他們已經承認日本享有與東北接壤的內蒙古地區的特權。日俄的妥協導致邊界未定，很快大蒙古民族主義者就開始支持對居住在內蒙古的漢人發動襲擊。[92] 在多數受到衝擊的地區，漢族人口都占絕大多數，一些地區甚至占到95%。[93] 因此，這些蒙古人的襲擊被看成是對中國領土的叛亂性攻擊。因為蒙古人被視作俄國人的走卒，所以，發生在邊疆地區的侵擾只會加劇中國人擔心失去蒙古會危及中國北方的擔心。[94]

同樣，在西藏邊疆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在現代的中國西藏問題中，一直存在的困難之一是劃定西藏邊界。尤其是中國人拒絕拉薩當局（今天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所聲稱的要建立起一個包括四川東部康區和青海藏人地區在內的“大藏區”。1912年西藏宣佈獨立後不久，拉薩當局就派軍隊去進攻處在爭議地區的中國哨所。1914年，中國政府、藏人和英國人試圖通過談判決定西藏的新地位，在談判中，中國政府願意給予達賴喇嘛在外藏（或中藏，依人觀點而定）的完全自治權，但協定最終並未決定西藏的地域範圍。[95]

在內地和週邊民族之間的交界地帶，尤其是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由於清代漢族人口翻了三番而導致的人口爆炸，驅使漢族人如潮水般不可阻擋地向這些交界地帶移民。結果是各族犬牙交錯，與其他任何前帝國的民族交界地的情形別無二致。歐洲帝國（以及後來的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過程已經證明，在這些地方給新的國家劃界最為困難。從國家中心的角度看，避免衝突（無論是國內衝突還是國際衝突）的最好方式是按照帝國的邊界來劃界。清朝的有利條件是，其邊界線已經通過條約確定，尤其是與俄國確定了北方的邊界線。因此，這些邊界線顯然比邊疆內部各族群間的交界線更為清晰。當清末的教育改革將地理引入課程中時，這些邊界線被編入教科書中予以公佈。結果是，日趨興起的中國公民也許不知道“中國人”之所指（或是蒙古人和西藏人因何也是中國人），但確實知道蒙古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96]

最後，在中國是怎樣保持帝國邊界這個問題上，具有悖論意味的是列強的對華政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義情結。正如我們所指，民國初年的中國政論人士並沒有清晰地指出什麼樣的民族應該納入到新的中華民族之中。引人注意的是，他們一致認為，必須將邊疆地區作為防護屏藩，以保衛內地不受分裂。擔心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是壓倒一切的理由。毫無疑問，這種威脅是真實存在的。日本已經佔領了臺灣和朝鮮，並佔據了旅大以及沿南滿鐵路一帶的礦藏；俄國則企圖在其已經佔據的沿中東鐵路的北滿和蒙古一帶擴大它的特殊地位；同時英國也要求將西藏自治（在保持中國主權的情況下）作為承認新共和國的條件；[97] 其他外國勢力也在劃分“勢力範圍”。但確實還有一些國家，尤其是英國、美國和德國相信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將最有利於其經濟利益。例如海約翰（John Hay）在清末提出的“門戶開放”，就是想尋求各國承認清帝國的領土完整。當時的中華民國自己也的確提出，作為清朝的繼承者，願意履行前朝的債務和條約義務。[98] 因此，美國國務卿菲蘭德·諾克斯（Philander Knox）在清朝皇帝退位前夕稱，“對於美國政府來講，有一點是相當清楚的，即是迄今所有列強都一致同意，他們不僅不會支持獨立行動和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且其行動要完全符合雙方的約定，並會尊重中國的完整和主權。”[99]

這並非是誇誇其談，也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即使是捲入中國邊疆地區的獨立運動程度最深的國家，如俄國在蒙古，英國在西藏，最終也支持這些方案，即承認中國的主權，但同時支持西藏和蒙古擁有一定形式的自治。[100] 就尊重中國在清朝邊界內的領土完整而達成的共識，只被破壞過一次。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後，蘇聯面對白俄軍隊在蒙古的活動，支持蒙古共產黨在外蒙古發動革命，自此以後，外蒙古永久脫離了中國。否則，中華民國的領土就能保持完整，因為中華民國願意承擔清朝的金融和條約義務，這為其贏得了國際上對其在清朝邊界內主權的承認。

因此，當中華民國由一個帝國轉變成民族國家時，國際環境對中國最終保持其領土完整方面可能具有決定意義。在前清帝國的邊疆一帶，列強並未推動這些地區的民族自決。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前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所屬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發生的民族覺醒運動中，民族自決獲得了《凡爾賽條約》的認可。同時，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在漢人中激發起了新的民族主義，中國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發展國家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並不能再忍受清朝所曾遭受過的屈辱。如果新的中華民國要克服並扭轉清朝的衰弱，那麼民國政府將很難接受小於清朝疆域的國土。因此，雖然帝國主義的威脅確實足以激發起中國人聲稱擁有清朝領土的民族主義情緒，但這種威脅並不足以真正導致清朝帝國的瓦解。

譯注：                                        

1 本文譯自Joseph Esherick, Hasan Kayalı, Eric Van Young ed,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321-367。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周錫瑞教授 和葉娃教授的大力幫助和指正,原文作者周錫瑞教授對於譯文還做出了一定的增補,特此指出——譯者。 
                                        
2 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加州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國的改良與革命:辛亥 革命在兩湖》和《葉氏家族》等。賈建飛,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歷史學博 士,著有《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和《清乾嘉道時期新疆的內地移民社會研究》等。 
                                        
3 這一說法並不確切,因為無論是俄羅斯聯邦還是其他獲得獨立的原蘇聯成員國,內部仍然居住著其他民族—— 譯者。 

原注：

1 泰利·馬丁：《採取優惠性政策的帝國：1923-1939年蘇聯的民族與民族主義》，Ithaca，紐約，康奈爾大學出版社（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愛德華·沃克（Edward Walker）在本書（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d. Joseph W. Esherick [周錫瑞], 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中強有力地提出，將蘇聯視為一個“帝國”是最近的、也是成問題的一種用法。

2 約瑟夫·列文森在其《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尤其是第1卷）中發展了中國人的“文化主義”的觀點。更多有關中國人的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討論，見沈艾娣：《打造民族：中國》（Henrietta Harrison, Inventing the Nation: Chin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 9–32）；邁克爾·厄-奎因：《前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形成和作用實施》，載羅威爾·迪特摩爾和薩穆埃爾·金編：《中國探索民族認同》（Michael Ng-Quinn, “National Identity in Premodern China: Formation and Role Enactment,”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32–61）；詹姆斯·湯森：《中國的民族主義》（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頁1–30，以及杜贊奇：《中華民族的形成》（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頁31–55，載安戈編：《中國的民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 ed.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至於中國人的觀點，見李國祁：《中國近代民族思想》，載李國祁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臺北，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頁19-43。

3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1780 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計畫、神話與現實》（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and Rea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137.

4 西元前 2 到西元前1 世紀的漢朝是個例外，那時，好戰的漢武帝在西域（如今稱為新疆）的綠洲沙漠中建立了軍墾地。當然，元代（1264-1368），蒙古人在位於今天北京的都城統治的是一個更大的帝國。

5 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以來的清代中亞》與《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史》第10卷《晚清，1800-1911》，頁35-106，351-408。也見《國際歷史評論》1998年有關滿洲殖民主義的專刊（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998）；歐文·拉鐵摩爾：《東北的蒙古人：他們的部落區，地理分佈，與滿洲人和漢人的歷史關係以及目前的政治問題》（Owen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John Day, 1934, 37–87）。

6 羅伯特·李：《清史上的滿洲邊疆》（Robert H. G. Lee,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0–21）。

7 當然，我也注意到近代大量學者強調清朝統治下的滿洲特性。尤其是人們可以引用柯嬌燕（Pamela Crossley）的《孤軍：滿洲三代與清朝世界的終結》（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及她更令人深刻的《歷史的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群認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歐立德：《滿洲之路：八旗制度與清帝國族群認同》（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羅友枝：《最後的帝王：清代皇族社會史》（Evelyn C.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在羅友枝的《主席發言：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史上的意義》（“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 4, November 1996: 829–50）以及何炳棣對此的回應《保衛漢化：對羅友枝“再觀清代”的反駁》（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no. 1, February 1998: 123–55）中，對滿洲或是清朝重要性的爭論進行了很好的描述。

8 柯嬌燕：《歷史的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群認同》，頁10–11, 296–336。

9 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以來的清代中亞》；羅伯特·李《清史上的滿洲邊疆》；頁59-66；狄宇宙：《清代在內陸亞洲的殖民機構》（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998: 287–309）。伯克一詞來自突厥語，意味郡王或總督。在清朝統治之下，任命的伯克分為幾級。

10 Dorothea Heuschert：《清帝國的雙重法律：有關蒙古人的滿洲法律》（Legal Pluralism in the Qing Empire: Manchu Legislation for the Mongol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998: 310–24）；米華健：《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2）；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以來的清代中亞》。

11 賈寧：《理藩院與清初期的內陸亞洲儀式（1644-1795）》（Ning Chia, “The Lifanyuan and the Inner Asian Rituals in the Early Qing (1644–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14, no. 1, 1993: 60–92）。

12 大衛·法誇爾：《清帝國統治下的佛陀帝王》（David M. Farquhar, “Emperor as Bod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no. 1, June 1978: 5–34）；衛周安：《中國18世紀的宗教、戰爭與帝國建設》（Joanna Waley-Cohen, “Religion, War, and Empire-Buil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1, June 1998: 336–53）；羅友枝：《最後的帝王》，頁244-263。

13 張登及：《“中國”概念的內涵與流變小考》，載《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卷
53，2002 年11 月，頁17-20；王爾敏：《中國名城溯源及其近代詮釋》，載王爾敏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華世氏出版社，1977 年，頁441-480。

14 趙剛：《再造中國：清帝國的理念以及 20 世紀初期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形成》，載《現代中國》，2006 年。這篇文章給人以深刻印象，該文在證明清帝國試圖重新闡釋中國的概念方面，要比證明20 世紀前的中國學者已經接受將這一術語應用於整個清帝國更具說服力。

15 米華健：《嘉峪關外》，頁38-43。

16 魏源：《聖武記》（臺北影印本，無出版日期，原序，1842 年），卷3:1a-2a，頁185-187。

17 對當代西藏歷史的最好審視是次仁夏嘉的《雪域之龍：1947 年以來的西藏現代史》（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1999）；至於美國人中盛行的有關西藏的想像，見Orville Schell：《真實的西藏：從喜馬拉雅到好萊塢追尋香格里拉》（Virtual Tibet: Search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18 周錫瑞：《中國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額恩斯特·楊：《袁世凱總統：中華民國初期的自由主義和獨裁》（Ernest P.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19 相藍欣：《義和團起義的起源：多民族的研究》（Lanxin Xiang,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 A Multinational Stud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20 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71–75）；高歌：《清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作為反滿宣傳者的章炳麟》（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90, 47）。

21 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Douglas R. Reynolds,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3）。

22 見約瑟夫·列文森：《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張灝：《梁啟超和中國知識份子的轉型，1890-1907》（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 沈艾娣：《打造民族：中國》，頁 102-104。

24 見馮克：《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Frank Dik.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7–25）。

25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 年，卷6，頁20。

26 梁啟超：《中國歷史緒論》，《飲冰室合集》6:3。

27 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1906），《梁啟超全集》，卷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頁3419。

28 梁啟超：《歷史上中國國民族之研究》（1922 年），《梁啟超全集》卷6，北京出版社，1999 年：3435-3451。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時期進步的滿洲人得出了同樣的觀點。見烏澤聲[筆名]：《滿漢問題》，載《大同報》（東京），第1 期（1907 年6 月25 日），臺北影印本，頁61-67。

29 梁啟超：《歷史上中國國民族之研究》（1922 年），《梁啟超全集》卷6，北京出版社，1999 年：3435-3451，引文來自頁3435。

30 高歌：《清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頁12-14，94-95；浦嘉瑉：《中國與達爾文》（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3)，第2-3章。

31 孫中山，1911 年6 月25 日的演講，《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1:523；也見汪精衛，引自高歌：《清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頁113。

32 鄒容：《革命軍》，載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1: 331–364，引文出自頁335，336，354-355。這一著作的英文譯本，見鄒容：《革命軍》，（Tsou Jung,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 trans. John Lust,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Mouton, 1968）。

33 有關章炳麟研究的最好的英文著作是高歌：《清末中國人的民族主義》。

34 章炳麟：《中華民國解》，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4:252–262。

35 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39，第2 期，2000 年3 月，頁109；革命公報見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5:136–152。

36 《民立報》，1911年10月25日，引自沈艾娣：《打造民族：中國》，頁133。

37 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頁187-204。
38 Dorothea Jeuschert：《清帝國的雙重法律：有關蒙古地區的清朝法律》，頁311-317。

39 克里斯多夫·伊賽特：《清代東北的鄉村財產管理與社會的轉型基礎》（Christopher M. Isett, “Village Regulation of Property and the Soci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Manchuria”, Late Imperial China 25, no. 1, June 2004:124–86）。

40 歐文·拉鐵摩爾：《東北的蒙古人：他們的部落區，地理分佈，與滿洲人和漢人的歷史關係以及目前的政治問題》，頁290-291；羅伯特·李：《清史上的滿洲邊疆》，頁73。

41 米華健：《嘉峪關外》，頁124-152，251。

42 濮德培：《邊界、地圖和運動：近代早期歐亞的中國、俄國和蒙古帝國》（Peter C.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 no. 2, June 1998: 263–86）。

43 劉廣京、理查·史密斯：《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載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史》卷11《晚清：第二部分》（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J. Smith, “The Military Challenge: 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The Late Ch’ing,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5–43.

44 費正清、鄧嗣禹：《清代的朝貢制度》（J.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1941: 135–246）；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外交關係》（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5 約翰·裡德：《1908-1912的滿洲退位與權力：戰前的一幕外交》（John Gilbert Reid, The 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 1908–1912: An Episode in Pre-War Diplomacy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5, 2–16, 124–33）；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1913-1951》（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5–46）。

46 約翰·裡德：《1908-1912 的滿洲退位與權力：戰前的一幕外交》，頁11；羅伯特·李：《清史上的滿洲邊疆》，頁138-179。


47 中見立夫：《對“中國”概念的反駁：蒙古人與辛亥革命》（Nakami Tatsuo, “A Protest against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Kingdom’: The Mongol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載 Et.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編：《辛亥革命在中國》（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terpretive Essays, ed. Et.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131, 134–35）；王勤堉：《蒙古問題》，上海，商務出版社，1931年，頁31-33。

48 佩里-艾斯考夫、奧特-巴里：《與俄國人在蒙古》（H. G. C. Perry-Ayscough and R. B. Otter-Barry, With the Russians in Mongolia, London：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1914.

49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 年蒙古宣稱獨立》（Urgy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Leiden, The Netherlands: H. J. Brill, 1989, 4–5）；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1995 年，頁22-23。

50 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1913-1951》，頁45-58；何大鵬：《不願為臣者與願為臣者》（Dahpon Ho, “The Men Who Would Not Be Amban, and the One Who Would: Four Frontline Officials and a Runaway Qing Tibet Policy, 1905–1911”, Modern China, forthcoming）。

51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其他三人請求，1911 年7 月29 日，引自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 年蒙古宣稱獨立》，頁9-10。也見中見立夫：《對“中國”概念的反駁：蒙古人與辛亥革命》。

52 見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1913-1951》；何大鵬：《不願為臣者與願為臣者》。鑒於戈爾斯坦和豪對此已經給予了完美的解決，以及在民國初期，多數中國人的爭論在蒙古這樣的事實，因此接下來本章將利用中文史料，集中探討蒙古問題。

53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 年蒙古宣稱獨立》，頁40；也見佩里-艾斯考夫、奧特-巴里：《與俄國人在蒙古》，頁42。

54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 年蒙古宣稱獨立》，頁62。

55 《蒙古何必懷疑》，載《民立報》，1911 年12 月13 日。與清朝當局進行談判的革命者代表伍廷芳回應了一些蒙古王公的一封電報，否認革命黨的計畫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見郭孝成：《蒙古獨立記》，《辛亥革命》7：291。

56 1912 年1 月17 日蒙古議會的公告，《辛亥革命》7：306–307。

57 羅斯托夫：《民族世界》，頁22，引自羅威爾·迪特摩爾和薩穆埃爾·金：《探尋民族認同理論》（Rustow, A World of Nations, 22, cited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載《中國探索民族認同》，頁8。

58 引自埃裡克·祖策爾：《土耳其現代史》（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London: I.B. Tauris, 1993, 144）。

59 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頁110-111。

60 這篇文章（見下一注釋）的作者也稱這種本土中國政策為“小中國主義”，但是似乎這種支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使用這種說法。

61 盛先覺至梁啟超書，宣統 3 年10 月27 日（1911.11.28），載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 頁 297。

62 《中華民國制定新憲法之先決問題》，《民立報》，1912 年1 月27 日，1。這篇長文續於《民立報》1912 年2月4 日，1；7 日，2。

63 《天國》（The Celestial Empire）（上海），1912 年11 月23 日，頁288。

64 《申報》1912 年10 月2、5、8 日的社論。支持這種立場的日本人是Fukumoto Sei。

65 《天國》（上海），1912 年11 月23 日，頁288。

66 《民立報》，1912 年11 月18 日；《申報》，1913 年2 月14 日；《實報》，1912 年9 月14 日。

67 《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載《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2:2。

68 1912 年2 月12 日的退位詔，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217-218。

69 沈艾娣：《打造民族：中國》，頁 133-135。

70 共和統一會的創建者包括伍廷芳、張謇、陳其美和汪精衛，見《民立報》，1911年12月21日和23日；中華民國大同會包括許多滿人和蒙古人，以及湖南省長譚延凱，見《民立報》，1912年3月19日，12；五族國民合進會包括革命領袖黃興，副總統黎元洪和北京政府的領導人物：梁士詒、段祺瑞、蔡元培。關於族群血統觀念與民族的公民-地域定義，見安東尼·史密斯：《民族的族群起源》（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Oxford: Blackwell, 1986）。

71 “民國慶祝文”，《民立報》，1911 年11 月7 日，1。

72 《民立報》，1911 年11 月20 日，3。

73 “甯杭兩城之旗人看”，《民立報》，1911 年10 月29 日，1。在1911 年11 月8 日第1 頁的《民立報》上也有“一視同仁”這樣的說法。

74 周正朝：《蒙事紀略》，沒有注明地方，1913年，頁3a–b，15–16。

75 有關蒙古人在民國時期得到的榮耀、稱號和收入，見卓宏謀：《蒙古鑒》，北京：複印本，1919年，第9章，頁44-80；郭孝成《蒙古獨立記》：頁291；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60-61；《辛亥革命》，頁300-302；《蒙古未來之行政，《民立報》，1912年4月7日，7；《論優待蒙古條件》，《民立報》，1912年6月20日，2；《東方雜誌》卷17，第17期，1920年8月5日，頁134；以及卷17，第18期，1920年8月31日，頁145；以及本卷中寶力格（Uradyn Bulag） 之文。

76 如見《蒙古問題》，《民立報》社論，1912年1月14日，1。

77 顧寶衡發自烏蘭巴托的電報，1911年12月20日，《辛亥革命》7:296–97；《民立報》，1912年11月22日，6-7中有關懲罰那些邪惡僧人的內容。

78 《聯合滿蒙回藏組織民黨意見書》，《民立報》，1912年3月21、22日（節選自3月22日）。類似的情緒可見《論外蒙之危機日棘》，《民立報》，1912年4月14日；《共和統一會意見書》，《民立報》，1911年12月21、23日；又見《民立報》，1912年6月10日，2。

79 見《蒙古問題》，《民立報》，1912年1月14日，1；以及《嗚呼！三百年凶藩》，《民立報》，1910年11月6日，3。新的民國政府官員談及蒙古獨立政權時甚至用的是同樣的話語，肯定了已經確定了的這種關係，其中，藏人和蒙古人遵循其傳統的生活方式，包圍西、北邊疆。《蒙古事務部電報》，1912年初，引自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60。清朝的例子可見張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統一觀念的歷史特徵》，《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頁36。

80 這一討論受到了杜贊奇的《從民族中拯救歷史－－質疑近代中國的敘述》的啟發（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chap.1）。

81 1912年3月12日的電報，見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61-62。

82 袁世凱致庫倫活佛書，見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62-63。（原文出處：徐有明編輯：《袁大總統書牘彙編》卷5，“書牘”，頁2，上海 : 新中國圖書局 , 民國20年——譯者注。）

83 創建於1912年11月，為了促進西、北邊疆發展的《西北雜誌》就很典型。又見《籌邊奏言》，（未署名出版地和出版時間），1910年代初；《壬子邊事管鑒》，北京：1913年； Jin Nan（陸鐘岱？）《蒙事一般》，（未署名出版地和出版時間），1910年代初。

84 周正朝：《蒙事紀略》，頁 12-13

85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41–77; 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1913-1951》，頁53–88。在蒙古與西藏戰略上的相似性並非偶然。這不僅是因為這兩個地方具有共同的宗教聯繫，而且1904年達賴喇嘛還逃往蒙古，1912年，這兩個政權互相給予承認。見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112-113。

86 陰昌致德國駐京公使，1911年3月30日報告，見約翰·裡德：《1908-1912的滿洲退位與權力：戰前的一幕外交》，頁216。又見“唯剛”（筆名）：《俄蒙交涉始末》，1912年，見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卷1，臺北，臺灣：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頁583-590。

87 正如人們看支持蒙古獨立的論述時，可能會震驚於蒙古人和俄羅斯官方代表以及作為俄-蒙事務顧問和調停者的俄國的蒙古主義者之間的密切聯繫，見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79–107。

88 中見立夫：《對“中國”概念的反駁：蒙古人與辛亥革命》，頁41-42。

89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 年蒙古宣稱獨立》，頁46-50

90 唯剛：《俄蒙交涉始末》，全部；《民立報》，1912 年11-12 月，全部。

91 《民立報》，1912 年11 月22 日，2。

92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 年蒙古宣稱獨立》，頁19-21; 中見立夫：《對“中國”概念的反駁：蒙古人與辛亥革命》，頁143。

93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22。這一資料來自哲裡木盟。

94 《民立報》，1912 年12 月1 日。

95 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1913-1951》，頁65–75。想要概括瞭解西藏的邊界，正如不同時代各個政黨對此所作的解釋，見次仁夏嘉的《雪域之龍：1947年以來的西藏現代史》，xiii–xv。

96 見金鍾麟：《滿蒙新藏述略》，開封，如古山房，1909年；趙剛：《再造中國：清帝國的理念以及20世紀初期現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形成》。

97 《天國》1912年9月7日，頁367；1912年9月21日，頁446；1912年9月28日，增刊，頁58。

98 自革命爆發初期起，這種政策就一貫如此。見周錫瑞：《改良與革命》，頁190。

99 菲蘭德·諾克斯（Philander Knox），1912 年2 月3 日，引自約翰·裡德：《1908-1912 的滿洲退位與權力：戰前的一幕外交》，頁290。

100 烏爾金戈·奧農、德里克·普裡特查特：《亞洲第一次現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稱獨立》，頁58，68–71；中見立夫：《對“中國”概念的反駁：蒙古人與辛亥革命》，頁144–46；戈爾斯坦：《現代西藏史，1913-1951》，頁68-75。

來源：《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121期（2012年10月）

編按：本文修改了原譯文中的部分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