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研究領域中,最忌諱卻也最容易犯的錯誤,莫過於詞語的意義錯置上。今天我們談論的“中國”跟古代文獻中的“中國”不是一回事,而對於更常見的“華夏”、“諸夏”等,更是莫衷一是。這主要是因為西方民族主義的傳入後所產生的影響,當“民族”、“國族”等概念建構之後,反過來“篡奪”了一些被借用的詞句的意思,導致人們反而無法精確掌握或恢復原本語境下的真正意涵,特別是當它泛政治化之後,就會更加糾結難解。

 

不過這些年學界注意到這個現象後,不論是歐美還是在中國史研究中,都開始企圖重新去定義跟解釋。但隨著各家學說的發表,反而把“民族”、“族群”在學術界的定義都弄得太過複雜,欠缺統一標準,而且常有無法反映出歷史現況的疑慮。

 

本書作者胡鴻則決定另闢一個觀點。他主張“華夏”是一種符號與標籤,是高級政治體為了從政治文化上進行號召而發明出來的產物。在他的論述中指出,最早使用“華夏”自稱的是周人,當時確實是按照血緣關係來定義其範圍,區分我者與他者。進入春秋時代,齊桓公為了“尊王攘夷”的霸業,決定拿“華夏”做號召,他擴張了解釋,把擁有共同的禮樂文化及政治立場的各諸侯國都包容進來,變成“諸夏”。經歷戰國兼併,到秦漢終成一帝國後,“華夏”變成一種普世性的象徵,只要願意移風易俗,學習帝國的禮儀規範,並接受編戶齊民納入管理及接受義務,即可加入“華夏”這個政治體。

 

至此,“華夏”已經是一種開放式跟具包容性的政治符號與標籤,遠比純粹用“族群”、“民族”的概念來定義它顯得更加有解釋力,也更能符合許多歷史事實。

 

這樣的思路也讓我想起了自身在閱讀歐洲古代史時,對於“羅馬人”這個標籤的一種理解。羅馬做為地中海曾經的統一帝國,它已成為後世政治體自我追求的一個高標;尤其是,當它跟基督教政治思想結合,成為“上帝在人間的最後一個國度”,基督徒等於“羅馬人”變成了共識,於是,當西帝國崩解之後,復興它變成基督徒共同使命也就不足為奇,“神聖羅馬帝國”的存在也就理所當然,即便它越來越多麼名不符實。

歐洲最終沒有再成為統一政治體是可以寫成皇皇巨著的命題,其原因之中,或許有部分可以參考本書作者針對華夏帝國所做的分析,來加以對比。秦漢之際建立起一個高度成熟的政治體,它有以皇帝為中心的領導,發達並且具統治力的官僚,能夠向下滲透的編戶齊民跟穩定的思想體系,而且,它沒有受到什麼重大的外來挑戰,是當時周遭政治體發展的最終目標能做的唯一選擇。與之相對,羅馬帝國直到中後期才真正開始朝專制主義邁進,並打造出一個官僚體系,其轉型完成已經是拜占庭時期,西帝國已經崩潰,來不及造成影響;利用基督教作為輔助統治的思想,但其對於教義上的紛爭卻反而導致更加撕裂社會階級,尤其是之後出現的政教對立,更是增加了大一統的難度。理所當然的,肯定還有其他的原因導致這樣的歷史結果,不過我個人思考,或許上述的影響是其中更最為重大的吧。

 

總而言之,胡鴻在本書中,對於“華夏”一詞所做出的分析與解釋,無疑的,是幫助今人在重新思考這個詞句的意義上,有重大的幫助。儘管他也自承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仍待完善,但總是邁進了一大步,非常值得對此命題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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