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藩鎮與唐代政治》是作者對中國學界關於這個主題這幾十年的研究階段總結吧。本來，看過張國剛、李碧妍的書之後，關於藩鎮的書我是不會再隨便出手了，不過翻看了內容加上豆瓣的高評價後，還是買了一本回來拜讀。孟彥弘這部作品寫的很學術論文，可讀性不算差，但有些時候在論述某個觀點時會一直贅言，讀者可以適當的甄別略過。但整體來說，作者幫大家總結了關於唐代藩鎮目前必須了解的一些學說。
‧藩鎮視為「一體」是錯誤的。過去傳統觀點往往把藩鎮一以論之，如今中外學者早已不再如此看待，或許每個人有不同的方式，但至少都是「分類」。河朔三鎮與河南、山東的藩鎮，還有江南的，都有不同的屬性與意義。
‧關係穩定性。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百餘年歷史，朝廷與藩鎮的關係也不是時時尖銳與衝突。穆宗時「中興」之局崩壞，但長安已經不再嘗試全面控制局面，到了武宗更是直接承認「河朔故事」，基本上放棄對河北的實質統治來換取其他地區的主動，在黃巢之亂前的幾十年裡，朝藩關係相對穩定，不再有什麼大戰。
‧三方博弈。朝藩關係之所以複雜，部分原因來自於參與的主體有三：朝廷、藩帥與基層官兵。尤其是最後者，這是他們在史上最有機會替自己發聲的一次，但這是一種偶然性促成的。高度職業性與長期的地方化，讓這些官兵構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團，其力量足以在朝廷跟藩帥對抗時，必須加以拉攏，或者是無法忽略。最著名的莫過於魏博牙兵，甚至可以決定節度使生死，甚至還有被逼的主動去職回朝避難的。不過，有趣的是，這場博弈，三方卻都沒有「翻桌」的企圖。因為他們彼此互相需要，藩帥需要鎮兵當籌碼，亦要朝廷背書來壓制這群驕兵悍將，反之亦然。
‧平衡的破壞。朝廷的威信就在這種博奕中日漸衰退，但打破這種局面的力量是來自三方以外的偶然因素：黃巢。他本人雖然身死族滅，但這次的事變扯下了李唐皇室最後的遮羞布，同時讓一些原本尚在中央控制之下的藩鎮落入了如朱溫、李茂貞、王建等這些新興軍閥的手中，他們對將兵的掌握來自於己身的實力，朝廷的支持變的可有可無時，自然也就對唐室難有忠誠可言。舊有的博弈也就結束了。
其實，藩鎮本身因應唐朝需求而生的產物，只是因為中央朝廷自己失控了，才讓它變得好像癌症。租庸調跟府兵制的崩潰是可以想見的事情，在西魏北周那種環境下孕育而生的制度，隨「時空背景不同」，自是有調整之必要。唐朝前期對外又是個擴張姿態，兵農合一並不利於長期戰爭的需求，職業軍隊自然孕育而生。但這又會造成歷史作家諶旭彬所說的「秦制國家的永恆困境：軍隊長期掌握在將領手中對皇權會造成威脅，制衡過多了又容易失去戰力」。其實這種問題在其他古代國家也存在，例如羅馬共和晚期，軍團從公民兵轉成職業化，因為元老院沒能同時妥善安排出相應制度，致使兵權落入了野心的將領手中，結果就是造就了奧古斯都的軍事獨裁。當然，轉入帝制後的羅馬並沒有擺脫這種軍人武裝叛變的威脅，一直到拜占庭時代官僚體制成形，才有所緩解。
扯遠了，回到唐朝。李隆基一開始設置節度使本身是沒什麼問題的，是他自己開始「老番顛」，把民政權也一併賦予，又使人任職過久才讓安祿山有機可稱。
說到他，也算是最經典的案例，前半生以明君之姿登場，然後以昏君做為結尾，許多人不免疑惑，何至於此？歷史證明，掌權過久，通常不是好事。(孫權、蕭衍：看我做啥) 之前看到兩篇更深入的分析，讓我深感佩服，簡單的轉述總結一下。
首先，李隆基的前半生活得相當的壓抑與扭曲。在祖母武則天那冷酷無情的宮廷政治陰影之下，他痛失了母親，父親也快被逼瘋了，自己也要戰戰兢兢地過日子。好不容易熬過這段，在青年時期，又是各種政變，親戚間彼此屠殺。說真的，設身處地想一下，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人心態會是如何？著名的瘋子皇帝高洋，年輕的時候被他哥各種壓抑逼迫，甚至老婆被睡了都不敢吭聲，敖上位之後大解放，就變成一個半面明君半面神經病 (有人猜他酒精中毒)。李隆基成為皇帝之後初期還能夠勵精圖治，都已經算是人間奇蹟了好嗎？"
那麼，是什麼讓李隆基突然急轉直下呢？
其實無它，就是歷代帝王的心病：壽命。李唐皇室基因不好，偏頭痛高血壓的宿疾讓這個家族的男人平均壽命都不長，李隆基的父祖輩沒一個活超過六十。(其實宋朝皇帝平均壽命也不怎樣) 所以，當李隆基奮鬥過了不惑而接近知天命的年紀時，他的心態就變了：朕開創了盛世，是一代明君，可以享受享受了吧！於是他甩掉早年的那些勤儉，變成了奢侈，好大喜功的「雄主」。天寶年間貌似大唐登上了國力之巔，但人間總是如此，爬的高，掉的快。
歷史開了唐玄宗一個大玩笑，他不但沒像父祖輩那樣在耳順之前就死去，還活到了近八十歲。然後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盛世成了泡影，不甘心的試圖抓權，繼續折磨他那可憐的兒子，妨礙著王朝的復興--權力者總是相信這個世界沒有自己不行。這就忍不住令人幻想：要是李隆基能如他自己預想般的壽命呢？還是他能學學宋高宗趙構一樣，不想當了就乖乖退位去爽？(玄武門之後，這其實很難) 在天寶前十年，李隆基駕崩，也許安祿山注定會反太子而起兵，但準備不妥的他，面對沒有父子爭權的朝廷，或許會有點動盪，但不至於造成史實般的結果。但問題是，財政出現大漏洞的中央，是否還會如史實般催生出兩稅法？這是一個影響中國之後千年的制度。而新皇帝是否還能安心放權給節度使？
很令人遐想，但我們永遠不知道答案。
總的來說，世上任何事情都不會是只有優點而沒有缺點，藩鎮也是，說到底，還是要看人怎麼用。舉個有點令人玩味的例子，德宗在引爆「二帝四王之亂」時，遠在江南的鎮海軍節度使韓滉被人家攻擊「坐觀成敗」，但事實是，當朝廷即將又因缺糧而引起兵變時，是他將南方的財賦運到了關中。據說德宗聽到了此事，跑去對兒子說：「吾父子得生矣！」此外，淮南大將王韶打算自任留後，命士兵推舉自己代理軍中事務，並準備大肆劫掠，韓滉派人去警告：「再不罷手，老夫親自渡江踏平爾等！」於是王韶就安分地等新的節度使上任。對德宗來說，韓滉確實不負君恩。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江南的兵力較少，比較缺乏造反的實力。又或者是說，韓滉到底是中央名門出身的菁英文官，比較缺乏生異心的動力。
說到底，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作者在書中也反覆論證，同一個藩鎮，不同皇帝跟不同的節帥，產生的化學效應皆盡不同。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父親手上是忠臣，在兒子那邊可能就變逆賊了。企圖在制度上做到「防範於未然」的，終究只是徒然。但對唐朝來說，既然無力拔掉河朔三鎮這些安史餘孽，也就只能「以夷制夷」。或許，郭威、郭榮跟趙匡胤等諸帝後來示範了怎麼剷除這些藩鎮，但唐朝顯然是不具備這種條件去做。因為後面這幾位的成功，也是有五代前期的朱溫等各帝的努力削藩奠基所致。
藩鎮是唐朝的一個痼疾，但絕不是主要死因。
個人認為，張國剛的《唐代藩鎮研究》、孟彥弘的《藩鎮與唐代政治》與李碧妍的《危機與重構》這三本書熟讀，關於唐代藩鎮基本上就差不多「通了」。有興趣這個主題的，架上建議必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