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odot_und_Thukydides  

昨晚,朋友跟我分享了兩個題目:

這是法國近年的大學入學考試題目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教育的目的不是在灌輸知識,而應是讓人具有思考能力

1.「我是誰」這個問題能否以一個確切的答案來回答?
2.能否說「所有的權力都伴隨以暴力」?
3.什麼是公眾輿論能承受的真理?
4.「給予的目的在於獲得」,這是否是一切交流的原則?
5.能否將自由視為一種拒絕的能力?
6.我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否受科學知識的侷限?
7.是否一切問題都依靠國家解決?
8.心理無意識的概念是否矛盾?
9.什麼叫做理解他人?
10.所有真相都是可證明的嗎?
11.人們是否需要被統治?
12.是否任何事物都需要論證?
13.藝術家的目的只是娛樂嗎?
14.我們是否有可能成為某種科技產品的奴隸?
15.我們是否只對他人有義務?
16.逃避時間的願望是否有一定意義?
17.能否對文化的價值做客觀評價?
18.在幸福與真理之間是否應該選擇幸福?
19.文化能否成為普遍價值的載體?
20.正義感是否是天生的?
21.追求真理來自什麼需要?
22.歷史學的意義是否首先在於避免遺忘?
23.慾望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得到滿足?
24.我們可以從勞動中獲取什麼?
25.期盼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是否荒謬?
26.世上是否存在任何科學都無法解釋的問題?
27.語言是否可以忠實地反應思維?
28.對於真理(相)的追求是否可能沒有利害關係?
29.為了給自己一個未來,是否應該忘記過去?
30.某些科學真理是不是有可能是危險的?
31.歷史學家的作用是否是評判?
32.藝術是否可能避免(不要)規則?
33.快樂取決於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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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題旨所述,我相信問這些問題也不是要求學子一定要能立刻解出來,而是在大學四年去找出答案吧。

 

歷史學的意義是否首先在於避免遺忘?

 

這個問題可大可小,鎮長習慣把事情簡化,讓我們從最原始的本質來討論:何謂歷史吧。

歷史/History,來自於希臘文的Historia,原意是“調查”、“通過調查獲得的知識”,古希臘字是ἵστωρ,用拉丁文發音是hístōr,意思是“見證”、“智慧”與“判斷”。最早使用這個詞彙的是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他的觀念中,把所有的記錄加以整合,加入自己的判斷、研究與見解,才能稱之為“歷史”。中國近代學者梁啟超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換句話說,單純的如同流水帳寫下一切發生過的事情的,只能被稱之為文獻、記錄,不是歷史學家口中的“歷史”。它必須是經由人們的手筆去賦予靈魂,才能成為一份有價值的作品。

至於產生怎麼樣的價值,有什麼樣的地位,這是更深一層的主題,在此就不論了。

言歸正傳,就希羅多德本人而言,他撰寫的《歷史》一書,記錄了波斯與希臘之間的戰爭,還包括了周遭所有足跡所至的國家的許多傳說與故事,為後人留下了許多記錄,但是,他本人也表示:「我的職責是寫下所有我所聽到的,但我並沒有義務去相信全部,對於所有的歷史而言,我的說法是全然適用的。」也就是說,讀者本身要學會對自主判斷意識。稍晚於他的大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治史態度就比較嚴謹,是不折不扣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主義,但他在其大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描述整場戰爭的經過,也不免加入了其觀念與看法,這是絕對的,畢竟修昔底德正是要描述這場糾紛因何而起,希望讀者從中了解它是如何造成偉大的希臘文明開始衰頹;羅馬時代的塔西佗在其兩部大作中對於共和/帝制的指責依然是許多學者的借鑑。在中國,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的《史記》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美文佳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幫助吾人了解歷朝興衰,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恢復“民族歷史溫情”等,都是有其意義的。

至此,吾人能說“歷史學只是幫助避免遺忘”嗎?

 

歷史學家的作用是否是評判?


這個問題跟前面的是相關連。

歷史學家固然並非記錄,而更多是要擔當起“整合”的任務。然而,每個人都有其主觀的意念,大概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什麼絕對客觀的,每位讀者都要具備著判斷的自主意識。大學的時候,我曾上過張元教授開的《資治通鑑選讀》的課程,他在課堂上就指出:「我希望在座各位上我的課,學到的是怎麼判斷歷史背後隱藏的始末,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文字跟作者的主觀。」換言之,歷史的解讀是每個有自主意識靈魂的人都可以做的,除非你已經放棄自我。

當然,一個比較嚴肅性,具學術跟審慎精神的“解釋”是要有邏輯跟說服力的。

舉個幾個例子來說,歷史上很有名的晉惠帝司馬衷,向來大家對他的智商都是很有疑問的,可是留下來的記錄卻又讓人如此懷疑,除去那句“何不食肉麋”外,有一次他在庭院聽到一堆青蛙叫,問:「他們是為了公事還是私事?」又,八王之亂時,亂軍殺到他面前,大臣嵇紹挺身保衛,被殺,血濺龍袍,事平之後,左右要替皇帝換洗衣服,司馬衷說:「上面有侍中的血,不要洗掉。」試想,諸君讀至此,能不對此公重新思考再三?

近代有一位很有名的已故作家柏楊,他把資治通鑑白話,因為其文筆潑辣,所以著作頗為暢銷,算是替這本史學經典的推廣貢獻了心力,不過大部分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對他嗤之以鼻,何故?蓋因此公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以今諷古,時空倒置耳”。固然,如前所述,歷史是具有價值判斷跟主觀意識的,然而,吾人亦當知曉,解釋之中是要有邏輯與說服力。柏楊先生動輒在其史評中,指責中國千年歷史以來“不具任何人權意識,充滿著專制,暴力與殘忍”,這真的令人讀來不免為之啞然。需知,即便是歐洲文明本身,對於專制跟人權的擺脫與重視,也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才開始產生,而真正到達如今水平,更是只有百年歷史的事情。你要求走在不同歷史路上的中國有這種“舶來品”意識,豈不跟嘲笑山頂洞人還在鑽木取火,為何不用打火機一樣可笑?誠然,在古典的希臘羅馬時代就有在帝制與民主之間的爭論,但,須知這是文明開展的不同所致,更何況那個時代所討論的“民主”(Republic)跟現在我們所了解的概念上並不全然相同。

鎮長舉這二例妥當與否,當然還是要由讀者諸公自行判斷了(笑)。

 

 

不用擔心有沒有“能力”去判斷,歷史正是要幫你訓練出這種“智慧”。 

 


一點淺見,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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