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對周恩來的印象，都是間接來自於對毛澤東的閱讀，特別是已過世的史家唐德剛先生的那本《毛澤東專政始末》，他對總理可是抱持著良好評價，以“賢相”之姿立於世，對於“暴君”的胡來都是“相忍為國”，“大局為重”，我委屈求全，好替你收拾殘局，是政壇上的“不倒翁”，“毛一輩子鬥不垮的人”。熟讀歷史的朋友，當然多少對這種說法會有點存疑。前些時候，聽人家介紹這本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上網查一下，中國禁書，看到有本二手，立馬就買了。
作者高文謙本來是中共御用文人，負責編撰周恩來官方傳記，89民運時因為同情學生被清算，被迫流亡海外。在書中自述中，其父母輩當年在那段動盪歲月也沒少受苦，雖是黨員，但因為“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勞改入獄等。這些經歷與背景多少也會影響作者寫作的立場。不過個人感覺，比起張戎那種極端的做法，高文謙下筆其實倒還算中肯且具說服力。
人無完人，現在把周恩來打造成神壇上供奉的偶像，大概只有一些凡夫俗子才會被愚弄。特別是像傳主這種地位的人，其作為不可能單純，評價也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不過高文謙筆下的周恩來卻不是中共官方會喜歡的那種基調，他把這位“相忍為國”，“大局為重”的“賢相”、“國之棟樑”，刻劃成被儒家文化薰陶，效力於毛澤東這個獨夫的“忠臣”。從一個有為國為民，不惜犧牲自我委身與暴君周旋的高尚情操之總理，變成一獨夫的純臣，雖不甘同流合污，為虎作倀，但卻也只能被動挨打，處處委曲求全，為其收拾殘局，未能阻止任何悲劇，名大於實的庸臣。這兩個評價看似差之千里，但其實也相去不遠，差別就只在於這一切所為何來。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中，打倒毛澤東不是一個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想要在其底下能有所作為，勢必要先求不被鬥垮，而這是要付出代價的。觀周恩來這一生，真可謂是苦難重重，他忍了許多人所不能忍，做了許多非常之舉，讀者忍不住想問的是，這一切到底所為何來？是忠君？是愛國？抑或者一切為了黨？而在某些政治環境中，這些是沒有差別的。所以外人才難以窺透周恩來的內心之中，究竟是持怎樣的態度。
有流傳一則故事，曾有人問周恩來該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他回答說：「為時尚早。」或許該怎麼對自己蓋棺論定亦然吧。個人是認為，中共建政以來的一代精英，差不多都給毛澤東這獨夫給糟蹋光了。如果此公死在大錯開始之前，就是不可動搖的神主牌了。接下來不管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怎麼鬥爭，或者同舟共濟，我想都不會比歷史上糟糕，歷史也將大大的改寫吧。
不過這也是崇拜精英統治，迷信強人領導的原罪吧。最近看了本雜誌對中共修憲的評論，作者居然說“相信習不會戀棧權力，功成身退”云云，讓我著實目瞪口呆，翻到封面確認自己不是在看黨文宣。都二十一世紀了，居然還有人相信強人會輕易的交出權柄？這種力量向來不是能輕易的賦予跟收回，尤其是像中共這種踏著屍山血海，辛苦鬥爭才能獲取的，即便想要放下屠刀，權力者還得顧慮自己能否順利下庄？活著擔心安全，死後在意名聲。毛澤東多年鬥爭不就為此嗎？難道今天的當權者處境就能比他更好？
今天的事情再次驗證了黑格爾：「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習仲勛生前擔心再出一個毛澤東，但他沒料到最害怕的事情卻出自自己的血脈吧？
周恩來泉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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