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長的選民服務處

前陣子在看《董卓傳》的時候，恰好同時間注意到了這本《東漢的崩潰》，看了看介紹，作者以幾乎跟東漢相始相終的對羌戰爭為中心，討論它如何拖垮了洛陽朝廷，這引起了我的興趣，心想可能有所關連，果不其然。

作者謝偉杰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本書是其專業研究領域。他在書的開宗明義上就指出了一個有趣的點：

「秦漢經常被視為一個整體的中華第一帝國，而實際上，它是三個相異的朝代。西漢跟東漢在名義上是同一個皇室家族，但政權的結構性質卻是截然不同。可是學術界常常把重心放在前兩個，而忽略了東漢。」

這個觀點我在日本學者東晉次的作品中也看到他提過。而有意思的是，之後的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的濫觴都是在來自於東漢，但人們往往只看中前半部，例如，著名的日本漢學家西嶋定生的《秦漢帝國》對東漢的著墨篇幅就相差巨大。

而兩漢之間的差異，自從著名學者楊聯陞提出了「豪族國家」理論後，基本上學界也認可了此一說法。東漢這個由世家建構的政權，又以儒學為中心，做為其立國精神，仕紳學子無不以此為晉身階梯，並藉著學術獨佔，把持地位。且自光武帝定都洛陽之後，國家的重心東移，統治階級莫不出於關東，以上種種，皆與西漢不同。在軍事上亦然。劉秀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需要廢除了徵兵制，雖然換得了避免地方擁兵自重的風險，可一旦中央軍力有什麼差池，國家就立刻陷入無兵可用的窘境。而且在後期，朝廷最終還是被迫將兵權下放，甚至在西北戰區還出現了雇傭胡族為兵的境況。

這是本書主題開始討論之前必須了解的背景。接著作者開始以地域角度來切入，他指出，西北邊疆，也就是涼州、雍州(今日的甘肅、陝西南部)，其實也不是什麼「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是自秦朝初次佔領，西漢出於鞏固關中以及防範匈奴跟西羌聯合的戰略需要，又再次攻略與開拓後的「新疆」。到光武帝重建漢朝之時，持有這塊土地也不過百年的歷史。這中間經歷過多少次叛離又佔領，在那些執掌政權的關東豪族世家眼中，根本就是塊「化外之地」，隨時「可割可棄」。

雍涼的問題，在中西歷史上都是屢見不鮮，它涉及了民族的生存空間之爭，又有政權失敗統治的弱點，導致它變成了一個無法根治的頑疾。東漢朝廷從建國伊始就面臨這種窘境，它既沒法在物理上「根除」當地的西羌人，派去的外鄉(出於本籍迴避制度派去的大多是關東人)官僚既無心統治，又往往腐敗貪婪；結果就是雙重打擊下造成叛服無常的戰亂，雍涼人民流離失所的惡性循環。而自西漢以來，朝廷往往將一些罪犯、難民等移到這邊實邊拓荒，出於生存需求，雍涼民風剽悍，善戰也就成了常態。他們既可以是政權好用的軍隊支柱，也可以是足以顛覆朝廷的亂源。在短短的兩百年國祚，東漢朝廷就經歷過三次與西羌的戰爭，有兩次嚴重不利的局面，國庫空虛，兵力匱乏，於是那些關東出身的官僚們便屢次提議放棄西北。但多得一些雍涼當地出身的人極力反對，方才沒有成真。由此也可以見到這種對立與過度傾斜的局面，這將給予國家嚴重的後果。

而就史實上來說，扮演壓倒東漢王朝最後一根稻草的那個人：董卓，就是出自於此。他在與羌族的戰爭中崛起，建立了軍閥擁兵自重，並趁亂進京控制了朝廷進行廢立。而董卓的這種武夫出身的人，即便站在朝臣頂點，依然為那些經學世家的名門豪族所不齒與看輕。他們立刻群起組成聯盟與之對抗，這場大亂，把東漢朝廷僅剩的一點威嚴都掃地了。太原名門出身的王允策反了同是并州人的呂布發動政變，除去了董卓；但他卻無法平服其麾下的雍涼兵，恢復漢朝的心願最終功虧一簣。這批軍閥要一直到曹丕的時代才徹底被中央朝廷所征服。

謝偉杰在書的後記中說道，對領土廣闊的中原王朝來說，西北邊疆只是其中的一個「地域問題」，在益州、遙遠的嶺南等，都時不時也能產生類似的地方主義。晉元帝初到江東，感嘆自己是「寄人籬下」，也是這種狀況的一種反應。他的這本書也只是一個初步嘗試，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中國時至今日依然存在這種問題，前陣子某台灣藝人開了一個玩笑，結果激怒了河南人，被群起攻之只好狼狽道歉，變成公關災難。她或許是無心，也可能是早就忘記過去我們也有外省/本省之間的問題，總之，這也是本書提到的這種地域主義的一個面向。

而歷史也多次證明了人類的不記教訓。三百年後的北魏，早期為了防備北方的柔然人設置了六鎮，但孝文帝為了漢化將首都從平城移到了洛陽；隨著政治經濟重心轉移，從原本拱衛京畿瞬間變成了邊疆，各種福利被剝奪，也無法上達天聽，更沒了仕途，於是久而久之，就醞釀成變了。這不就重蹈覆轍了嗎？馬基維利說：「任何不善待自家老兵的國家，必遭到報應。」誠然也。

總之，這雖然是一本博士論文，但可讀性頗高，內容也有新意，相當推薦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