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最早其實是簡體版先推出的，那時候書名比較單純，就是《野蠻大陸》。由於之前閱讀重心放在別處，又誤以為這本內容跟《戰後歐洲六十年》重複，所以就放過了。過了一段時日，繁體版終於也引進，再次翻閱後發現自己先前所思有誤，於是就趕快補買一本回來拜讀。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場大戰，其實嚴格說起來，正如法軍元帥福煦的評論，它也可以說是「一場有間斷但漫長」的戰爭。在1914年的8月點燃的火種，化為巨大的炸彈摧毀了十九世紀歐洲主導的舊世界，轟然倒下的秩序從此一去不復返，人們再經過將近四十年，才能勉強重建一個新的世界，而那時，對許多年長者來說，已然面目全非。過去華文圈，總是把焦點專注在兩場大戰本身，對於二三零年代的「戰間期」或者是45年後頭幾年的紛擾，幾乎是一筆帶過，或者關注在別的焦點上。直到近幾年，才有出版社引進了講這段歷史的專門著作：《不曾結束的一戰》(簡體：《戰敗者》)跟本書《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簡體：《野蠻大陸》)，讓這個圈子的讀者能真正的對這整個始末有個通盤的了解。
戰後歐洲的主旋律是仇恨。
‧秩序破壞容易恢復難
《孫子兵法》開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具體來說，就是要動武容易，如何收拾才是最難的。整個歐洲經歷了一場近六年的大戰，百廢待興，但真正最難的是怎麼恢復秩序。這段期間，幾乎每個參戰國的政府組織都喪失了機能，警政機構或因為淪為佔領國走狗而失去了威信，還是因被解散而失去了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人們幾乎是憑著本能在行事，宛如原始人般的狀態。特別是當時物資奇缺，真的是「物競天擇」的爭奪。唯一在短時間內有辦法出手的是英、美等盟軍，但他們因為欠缺經驗，準備不足，也未能及時接手。作者引述了一段回憶：一位英軍軍官在前往義大利開會時，路上搭火車，見到路邊的貧民乞討，忍不住把身上的軍用罐頭發給他們，結果卻引發一陣騷動，讓他大吃一驚。但更讓他感到錯愕的，是旁邊的同僚說：「真浪費，這些東西夠讓一群美女任你挑選了。」
是的，戰後一個現象就是人們在道德方面的淪喪，不過今日讀者如果在穩定生活的情況下批判，就未免顯得太沒有「同理心」。為了求生而不擇手段本來就是人類的本能，戰後大量女性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肉體也是無奈。況且，比起這種還算「半自願」的狀況，更讓人怵目驚心的是大規模的性侵潮。這種罪行主要來自於軍人，例如紅軍士兵，在進入德國境內後，可以說是為所欲為。當然，這種行為來自於報復情緒，其實就算是德國人民自己也心知肚明，當初自己的軍人同胞在前線幹了什麼好事。不過，有一些來自於所謂的反抗軍，或者是英美盟軍的軍紀失控，就讓人不得不批評了。
受害婦女年齡層之廣也是令人舌橋不下。而造成的結果除了受害者心靈創傷，因姦受孕的不幸胎兒，無法保護妻女的丈夫等，各式問題困擾了歐洲社會很長一段時間。
但作者提出了一個更令人玩味的問題：這些士兵很多其實原本也只是普通人，具有道德感，固然，戰爭會造成這種崩壞，可是這些人絕大多數還是要回歸社會。「當他們在異鄉對女性犯下如此罪行，回去面對自己的親人時要如何自處？」這是個值得研究但其實沒有學者去做過，而且現在開始著手，恐怕為時亦晚的題目。
筆者在讀另外一本主題為日本戰爭時期的專書：《被扭曲的櫻花》中倒是紀載了一位母親在知道兒子曾犯下的暴行之後，憤怒的說：「他已經不是我兒子了，讓他死在異鄉別回來。」
不見血的士兵不能打仗的。可是跨過道德感之後的崩壞也是非常危險的問題，任何無法處理好這個問題的國家，必然會付出社會成本。(即便在如今的美國，退伍的老兵，因為無法適應正常的生活或者是因為戰爭創傷而犯下罪行的新聞時有所聞)
‧復仇
另外一個阻礙社會秩序恢復的是人們的報復心理。
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的罪行罄竹難書，而且是充分的把仇恨值拉好拉滿。人們平常對這些占領者忍氣吞聲，但在眼見解放之際，就開始磨刀霍霍，準備對那些「通敵者」、「叛徒」進行報復了。如果說占領者為所欲為是「人之常情」，那麼這些助紂為虐的人就顯得更加罪不可恕，特別是當盟軍出於政治的需求，無法真正做到全面性的清算與審判之際，就更加有個發洩口。
看過HBO經典電視劇Band of Brothers(台譯：諾曼第大空降)的觀眾應該都印象深刻，當盟軍D日回去解放歐陸之後，許多跟佔領軍睡過的女人都被揪出來「剃頭」做為懲戒，這部電視劇如實的呈現。導演甚至還安排了一段，行軍中坐在雪曼戰車上面的主角群E連弟兄看到路旁一位抱著孩子哀求食物的受罰女性，心生憐憫，把自己身上的軍糧掏出來給她的畫面。
作者說這種對女性清算的行為是一種男性戰敗屈辱的感情投射，畢竟「跟敵人睡」其實並不犯法，但就社會觀感上來說就是不佳。女權主義者當然會憤憤不平地指責這是廢物男人無能向敵方報復只好找女性出氣的父權思想。作者洛韋沒有辯駁的意思，他只是用平靜的筆調地說：至少從某方面看因為這種宣洩的存在讓其他流血的報復減少了。但更不幸的在於，那些因為這種關係而被生下的小孩，真的是爹不疼娘不愛。在挪威，他們要一直到很晚近才能得到相對應的尊重與權利。這種不幸，是否連上帝都無法解釋呢？
如果說這些女人們顯得比較「無辜」，那麼德軍戰俘可能就比較不是那麼回事。陸續發現的集中營改變了盟軍士兵對待敵人的態度，再加上交戰過程中黨衛軍殺俘的惡劣紀錄，嚴重加深了復仇情緒。
此外，作者說了一段故事：邱吉爾在回憶錄中說了一段故事：史達林有次發表高論，說他要再殺五萬名德國將官。那時卡廷慘案已經被揭發，首相知道這位「喬大叔」做得到，於是提出強烈抗議，現場陷入一片尷尬。這時候羅斯福忽然迸出了一句：「不然退一步，45000人如何？」當然這個“玩笑”沒人笑的出來。在旁的羅斯福之子繼續緩頰：「反正我們繼續打下去還可以殺很多德國人，怕是到時候不只這個數。」史達林聽了很開心，過去跟他碰杯擁抱了一下。但是邱吉爾依然忿忿不平，他白了兩人一眼，就要退場。於是莫洛托夫跟他的主子連忙去拉住首相直說：「說笑的，說笑的，您別如此較真欸。」
作者舉這段故事的重心主要是羅斯福，他說這位任期最久的美國總統其實非常仇德，他的這種態度也影響了美軍上下對德國戰俘的觀感。儘管在之後統計德國戰俘於盟軍之中的死亡率，扣掉不意外的蘇聯，最高的是法國，但高盧人不是故意要坑殺他們，只是當時力有未逮。反而是最有能力養這批戰俘的美國人，死亡率還高於大英。
前陣子剛出繁體中文版的德軍著名戰車長回憶錄《泥濘中的老虎》裡面，卡里烏斯對他的俘虜生涯僅一筆帶過，可能真是他比較幸運。但不管怎樣，在西線盟軍手上比在斯拉夫人手上好太多了，這是公認的事實。儘管宣布投降，還是有很多德軍頑抗著就是努力想讓英美俘虜而非紅軍，因為國防軍清楚自己幹了什麼。
不過作者也曾引用了一段讓人怵目驚心的故事。
一位英軍中校在某英國大報投稿，他述說了自己在戰爭末期遇見的德軍士兵都很年輕，也都很狂暴，他們普遍出生在20年代，成長於納粹教育，已經被洗腦的無可救藥。這位中校雖然很隱諱，但他的意思大致上是這樣的：「這些士兵戰死率很高，對這個世界來說也未嘗不是件好事，沒有人有力氣改造他們，也很難。最好是也把那些剩下沒死的通通“處理”掉，這個民族才能真正重生。」
作者平淡可是犀利的指出：「這位先生可能沒發現自己的思維跟納粹同步了。而且光是這種論調能夠在自詡正義的盟國大報中刊登出來，可見其道德也淪喪到什麼程度。」看過電影「帝國毀滅」的應該會對此印象深刻，裡面有片段是一位父親勸他的小鬼頭兒子不要再攪和什麼「人民衝鋒隊」，沒有意義，結果被兒子罵「懦夫」。沒記錯的話，結局似乎是兒子看著被當叛徒吊死的父親遺體，這才震驚的逃走。類似的橋段也可以參看另外一部電影「兔嘲男孩」(Jojo Rabbit)。
既然無法透過公平的審判來給予「應該有報應」，於是就有了私法「正義」，而其中最兇猛的又屬義大利。
這情況有點特別，主要是義大利在44年之後就分裂成兩方，南方出於政治需求沒有被太大的清算，但北方因為惡鬥出現了游擊隊，在之後的清算可就非常的冷酷了。後來也很難算清楚說，到底是死在戰爭中的義大利人多一點，還是在戰後被以叛國罪處死的人多。
但真正最有資格談論報仇的是那些在集中營倖存猶太人，有些的確是老實不客氣的對德國人「加倍奉還」，不過絕大多數還是克制了這種復仇心態，這不一定是偉大高尚，純粹就只是人性的一面。而且坦白說，對他們加害的不只是納粹，還有之前所謂的「同胞」、「鄰居」，他們侵占了猶太人的財產，在被索討的時候一付：「你幹嘛不死在那」的嘴臉，怕是更加噁心而無不及。很多猶太人報復的方式是離開歐洲這個傷心地，他們去了另外一的地方開創自己的家園。
‧被驅趕的不只是猶太人
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他的《企鵝歐洲史‧地獄之行》一書，曾用略帶諷刺的語氣寫道：「戰後歐洲的和平，某種程度上算是希特勒跟史達林給世人最大的遺產，這兩位殘酷的進行地圖重劃跟種族清洗，才真正的把舊世界的民族糾紛做了個大整頓。二十世紀後半，絕大多數都可以自稱是單一民族國家了。」他這話是歷史學家的一種修飾句，雖然不是百分百準確，但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兩位起的頭跟出最大的力錯不了。
戰爭剛結束，第一個被清算的當然是散佈在各地的德裔。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不管他們到底有沒有助紂為虐，還是被動的接受事實，總之，在其他族裔的觀感中，就是該被詛咒：「滾回你們德國」，沒有任何反駁餘地。再加上戰後德國東部大量領土的喪失與重劃，超過百萬被驅趕的德裔流離失所，成為了「祖國的陌生人」。這在後來很漫長的時間裡，也都是德國與鄰國之間的外交問題。
不過更令筆者錯愕的是東歐。那些個族裔混居的地方，隨著戰火開始之後，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各種罪惡都被釋放了。納粹迫害猶太人，波蘭鄰居們不幫忙還助紂為虐，一起參與搶奪財產；然後當地烏克蘭裔利用蘇德戰爭混亂之際，開始趁勢爭取自主獨立，也有樣學樣進行種族清洗，跟波蘭人互相屠殺血流成河。這兩造打得火熱讓反攻回到當地的俄國人也目瞪口呆，最後強行重劃領土將兩邊岔開，拉得遠遠的免得反過來干擾自己的補給線。至於南斯拉夫就不用說了，如果不是鐵托這位強人鎮住了各方族裔強行創造了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怕是九零年代初的內戰戲碼早就提前半個世紀上演。
‧內戰
二戰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其中一個面向就是社會秩序的重整，不只是亞洲、東歐，在法國、義大利也十分顯著。至少，許多人們是不願意輕易地再讓過去的舊有統治階級重掌權力。
共產主義的幽靈隨著紅軍的勝利在世界範圍擴散，它成了改革者的一種信仰，在東歐，蘇聯人迅速了掌握了各個被它控制的國家，將之「同化」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員。而到了希臘，則碰了壁。
希臘內戰一般知名度不高，但其實它影響頗深，某種程度上算是打響冷戰的第一槍，為兩個極端的對決定了調。(華文圈之前出了一本專書)
但坦白說，這是場很難評論的內戰。
左翼解放陣線確實在二戰時抗敵功不可沒，一度把德軍逼得只能困守都市。且他們在貧苦的希臘人民中確實建設有功，推廣教育、打造公路，進行土改等，都是萬眾期盼的改革。然而，這些人的絕對排他性也暴露了其政治上的野心，推動階級革命甚於「愛國」。即便德軍還在土地上，依然不遺餘力的打擊異己。致使納粹樂的幫助那些不願加入解放陣線的希臘人去與之對抗，然後從中取利。英軍的到來，只是取代了德軍扮演的角色，由於邱吉爾明顯的親君主制，對「通敵者」過度的寬大，使他們始終無法得到左翼的信任。加上首相明顯的用對待印度的態度控制希臘，很快就激怒了這些崇尚自由的武裝份子。
接下來就是各種政治失誤，加上雙方都欠缺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放任各種極端份子蠢動，打著理想、愛國等旗幟遂行自己的私欲，終究使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對希臘人民不幸的地方在於，原本他們向來對政治漠不關心，現在卻變成了你非黑即白，不選邊站不可的極端對立。內戰中混雜著各種仇恨、意識形態對立等，血流成河。作者就舉了兩個家族因為其中的年輕男女求歡愛不成鬧翻的私仇，最終演變成政治上互相汙衊與立場上的迫害。這種戲碼到處比比皆是。
不過，當其時也，由於邱吉爾跟史達林約定的勢力範圍劃分，後者遵守了約定默認了現實，他對希共棄之不顧，以至於內戰爆發後，隨著英、美先後介入，立刻呈一面倒的狀態，很快解放陣線就被鎮壓，大量的成員或死、或入獄。歷史諷刺的地方在於，許多曾在戰時通敵的人因為站隊正確依然保有榮華富貴，致力於反抗的解放者卻在戰後成為階下囚。
在西歐，共產黨最活躍的莫過於法、義兩國，因此產生了兩個歷史學家為之爭論不休的題目：戰後暴力的血債清算與是否真正存在掌權的可能性。
先回答第一個題目。作者強調，其實義共跟法共高層都不認為當時存在全面武裝革命的條件，他們反而是盡可能地制止基層的激進，甚至不惜把極端分子開除出黨。但是這些在戰爭期間就握有武器的反抗軍、游擊份子並沒有那麼容易就屈服。他們反而會指控高層無能懦弱，無視於他們已經爭取到的支持不敢「開創新世界」。事實是，這些人的行徑倒是比較像恐怖主義。他們挑戰警察力量，弱化公權力，致使民眾向他們求助以恢復秩序，然後對過去的舊統治階級進行比較近乎私刑的暴力相向，其中甚至有些曾經是在戰爭期間同樣是反抗佔領軍的「英雄」，也因政治立場不同而被他們虐待後處死。他們這種「不追隨，你就是反革命的暴力裹脅法」，能爭取多少廣泛的支持是很令人懷疑，從戰後幾次公開的選舉中，共產黨得到的票數就可以得知一二。
而實際結果是，他們的作為賦予當局以更激烈的手段來做為回應。出於共同對於赤化的恐懼，他們運用公權力進行大量的搜捕，將有嫌疑的任何相關份子允以「預防性羈押」；然後將該黨的政治人物驅逐出議會。各種原本不可能輕易實施的手段都獲得了某種正當性而出籠，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這邊也回答了第二個問題。法、義兩國的共黨高層為何不認為存在奪權的社會條件？
首先是厭戰情緒。當時戰後百廢待興，儘管人心思變，可在當局藉由害怕赤化的美國幫助下撒出的胡蘿蔔(馬歇爾計畫)，就願意接受妥協，從幾次選舉中明眼人即可得知風向。此外，盟軍在當時仍有大量武力常駐，他們也絕對不會漠視共產黨泡製他們在東歐的各種作為而不顧，如果膽敢強行發動，最終等著他們的肯定就是如同希臘：在英美干涉下內戰完敗，左派徹底被鎮壓數十年。
然而，許多左翼年輕人仍為此爭執不休，認為他們因為這些前輩的「懦弱」而痛失了最佳的社會改革機會。畢竟，社會的不公不義在當時也確實仍然存在。只是，在事隔多年之後的今人看來，另外一條路線真的能改變一切嗎？
作者還說了一個另類型的“內戰”，背景是最近在兩岸有點火紅的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小國在戰前就已經因為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協定，落入蘇聯控制之下，戰爭期間只能在兩個巨人之間求生存。等紅軍重新控制這塊土地之後，有些人恐懼被整，有的厭惡這種生活，各種理由總之很多人不得不「落草為寇」，試圖用游擊戰爭取自由。但這是一場不可能勝利的戰爭，紅軍的水平才不可能被這些人撂倒，反游擊早已是箇中翹楚。刑求就不用說了，立陶宛游擊隊員都是寧願自殺不願被俘，然後裹脅家人威逼也是老套路了。最後乾脆直接借刀殺人，大肆收買與滲透，並利用人心逐漸厭戰的情緒，胡蘿蔔跟大棒齊上，迫使立陶宛民眾逐漸屈服並選邊站，糾纏了數年的游擊隊終於被殲滅。
不過這段血淋淋的歷史肯定是深深刻畫在三小國的心中。是不需要過分歌頌，但是這是血一般的事實。
‧歷史記憶不是用來仇恨
誠如前所述，戰後初期的歐洲主旋律是仇恨，人們花了很多時間，才逐漸撫平這些傷痛。但人們並沒有忘記。作者提到，曾被蘇聯當局逐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儘管已經在中亞生活了數十年了，仍然透過子孫去找尋他們的「應許之地」，寧願捨棄現有的地方回到早已陌生的「故土」。那些同樣被放逐的德裔對於自己以前的老家也是念念不忘，曾經是妨礙德國與鄰國重修舊好的因素。
不過，大家最終還是要和平共處的，波蘭如今跟德國也已然放下恩怨，至少，除了那些極端分子之外。但這並不代表就是要遺忘這些過去，歷史是需要銘記，但不能被有心人士利用來謀取自己的私利。它是要讓今人勿忘過往之錯誤，避免再犯。這是作者在卷末再三強調的。
馬可孛羅已經引進了本書的作者齊斯‧洛韋(Keith Lowe)三部作品，彼此有互相牽連，都是反思戰爭的作品。2022年的當下，似乎歐洲再次浮現了民族衝突與文化問題，東部國家之間也有了新的邊境糾紛，或許歷史不會完全重演，但至少能夠做為借鏡。畢竟，如今的世界是從那場大戰直接繼承而來，而要如何接著走下去，不要重蹈覆轍，或許也能從中獲得啟示。
洛韋敘事清晰，內容結構安排妥當而富有哲理，中文翻譯也相當流暢，是本值得推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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